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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得重庆一跃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也得益于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1）那么，抗战时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命运”与重庆的城市地位变迁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了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0年，国民政府在江津建立了战时女子最高学府――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随之，国民政府下令解散女师学院，之后又迁校九龙坡。女师学院的命运始终跟重庆在战时的城市地位息息相关。本文欲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试探究。
一、创建前的“孕育”关系（1937―194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一跃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1940年女师学院的孕育及发展提供了很多优势条件。
第一、政策制度保障。我国的女子学校起源于清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女子高等教育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妇女解放，也有力地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高等教育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1917年，中国自办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高等部成立（1919年4月正式改组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31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后，全国就没有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迁都重庆之后，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筹划“孕育”一所女子师范高等教育学校，以继承北京女师大之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要求“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3）1938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规程》，其中对于女子教育的特别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得分男女两部，并得筹设女子师范学院”（4）1939年3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作为抗战时期各级教育的方针，随后，按照此项办学方针，对抗战前的制度做了一些补充规定。其中，在《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指出：“建议中等学校师资之训练，应视全国各省市之需要，于全国划分若干区，设立师范学院。”（5）作为国民政府的新都，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亟需建立一所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第二、高校内迁，广聚人才和生源。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了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纷纷受到战火波及，损失惨重，（6）故大批内迁至战时陪都――重庆，内迁至此的高校有32所之多，加上战时新建的，共有39所（7），重庆成为了战时全国的教育中心。随着高校内迁，大批科研人才及学生随校迁渝，出现了内迁的“教师流”和“学生流”。国民政府为了稳定迁都后的社会秩序，解决内迁人口的工作、升学及生活问题也是迫在眉睫。
第三、经费保障。1891年重庆开埠与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两大事件，促使了重庆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协调发展的过程，即商业――金融――交通――工业。（8）重庆的经济中心的发展，加速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重庆交通设施、教育环境、民众素养等发展和改善，为战时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国民政府兴办女师学院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发展中的“反哺”关系（1940―1946）
1940年4月，教育部令谢循初、陶玄、齐国梁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备委员，并以谢循初为筹备主任，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9月，教育部下令宣布女师学院正式成立；11月，女师学院正式开学。女师学院的诞生及发展为重庆陪都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智力支持，缓解和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
首先，解决了战时沦陷区及大后方的升学问题。女师学院自成立之初，生源比较广，包含黑龙江、辽宁、河南、江西、海南、云南、贵州、西藏、新疆、港澳台等全国各地。随着战火的蔓延，国内大多数地区的学校停办或内迁，但内迁的高校较多，中学较少。许多适龄学生面临着严重的升学问题。女师学院的成立，吸收了大量战区生源。
其次，广纳贤才，聚力陪都教育建设。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吸引着大批优秀人才内迁，这些使得女师学院的教职员队伍逐年壮大，建院初的1940年有教员27人，其中第一学期教授11人，第二学期15人；副教授2人，讲师4人，助教5人，职员36人。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师总数105人，其中教授34人，副教授28人，讲师23人，助教19人，特聘教员1人（特聘教员系部聘教授又称讲座教授）。（9）其中比较著名的教授有：台静农、管公度、孙逢祯、黄敬思、李儒勉、朱亦松、缪镇南、胡光炜、程乃颐、吴中俊、黄淑范、钱用和、陆尔昭、罗�、吴伯超、谢澄平、曹简禹、李霁野、许澄远、张安国、张维华、赵维藩、张东晓、肖文灿、袁炳南、何鲁、郑兰华、商承祚、钟稚琚、赖以庄、穆济波、王克仁、路春芳、华方雪、周雪孙、张志超、郑旺华、刘锦毅、段�人、蒋祥鹏、许可经、王怀瑾等。（10）此外，还聘请洋教授。民国三十五年一月，谢循初聘请加拿大籍Miss Goan Conlett为英语学系教授，每月供给薪俸国币440元整。（11）这些来院工作的专家学者，在学术上有极高的造诣。比如，于1940年曾任中文系主任的胡小石先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批部聘教授；1944年任女师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兼主任的台静农先生，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书法家。等等。 这些人才的集聚，为陪都的教育贡献了力量。推动重庆科学研究的发展。早在1940年呈送教育部“三十学年度校务行政计划及进度表”中就说：“本学院倡导学术研究，教员课余从事研究或著作者甚多”。12在1942年1月22日呈报教育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要览（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编）》（13）中，将科学研究情况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六项就是专门叙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科学研究情况，还介绍了建校两年来教师的科研专题及其著作（14）。研究专题涉及课程教学、儿童心理学、高中教育等六大领域，正在编著、待出版、已出版的书籍共计54本（15）。学院成立两年里，便涌现处一大批科研著作：例如，谢循初译著《心理学》、《现代心理学派》、《行为心理学大意》；朱亦松著《社会学原理》、《社会政策》、《现代社会主要问题》；黄敬思著《学校调查》、《乡村教学》、《师范教育》；胡光炜著《中国文学史》。
最后，缓解战时“师荒”问题。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战时亦尤其重要。1931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后，全国就没有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女子高等教育中断了进程。女师学院的成立，延续了战前女子高等教育的火种。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女师学院从1944年才开始有毕业生，具体毕业人数如下（16）：“第一届，1944年7月，共毕业学生71名；第二届，1945年7月，共毕业学生136名。学生毕业后，一般是分回原籍作中学实习教师，要服务一年以后，才能领到正式的毕业证书，当时也属全国分配，所以全国各省市都分配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不足为道，但在当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女师学院，陪都重庆的一个名片
女师学院从1940年创建到1946年迁校风波，她的命运跟重庆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陪都地位的确立，让“女子高等教育”这一梦想在大后方得以实现；陪都地位的丧失，使得这所大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途径。1946年，在女师学院要求迁校南京未果的情形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留在四川，后来女师学院迁校九龙坡。1950年，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改组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组建西南大学。
作为陪都重庆的名片，她代表了战时重庆的辉煌；作为陪都重庆的名片，她演绎了大后方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作用。如今，重庆成为直辖市，迈入了发展的新篇章；西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蒸蒸日上。 文化四坝之一不是盖的 抗战军兴，文亦俱进。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是当年大后方的著名文化区。其沙坪坝在重庆市区，华西坝在成都市区，而夏坝和白沙坝则在重庆西北和西南，距重庆市区都在50公里上下，旱路水路均得方便。
四个地方因何皆称坝？原来四川人与北方人不同，他们把局部平原地带称为坝，坝子主要分布于丘陵间的盆地、河谷沿岸及山麓地带。
江津白沙坝位于重庆西南百里的长江之滨，以地处长江要津得名。抗战时期，白沙坝是赫赫有名的“川东文化重镇”。这里汇聚了名目众多的,层次不一的文化单位。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9年由重庆迁来白沙。相继迁来的还有国立编译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期, 沦陷区大批文化单位随国民政府内迁，当时迁到白沙坝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些学校和大批师生。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开办的公费国立中学,开办的大学先修班,白沙坝首先力承重任。1939年初,首先在白沙坝成立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负责安顿来自沦陷区的中小学教师。 1938年重庆女子师范学校迁到白沙坝，1939年初陆续有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三服务团附设的第一中山中学、川东师范、国立十七中也由重庆、巴县等地迁到此地。国立十七中后改为国立江津师范。
1940年9月20日,教育部创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坝开学。院长由原教育部督学谢循初担任,教授中有胡小石、魏建初、卢前、吴伯超、台静农、唐圭璋、吴白陶、沙梅、余雪曼、柴德赓、李霁野、李何林等名流学者。这所女师学院是全国唯一的女子最高学府。教育部还在白沙坝新建了国立女师附属中学、国立女师附属师范，川东师范建国先修班等中等院校。
1940年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设于白沙坝, 次年教育部又在白沙坝开办了第四中山中学、第八中山中学。
1942年3月27日,大学先修班班主任曹刍创办了《白沙周刊》。同年12月5日,由张仲衡发起,设立白沙实验简报社,创办了《白沙实验简报》。白沙爱国青年组织亦于1942、1943、1945三年,陆续办起了《白沙青年周刊》、《时代画刊》和《民时半月刊》。
1942年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由音乐教育促进会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合作,在白沙坝江津师范大操场举办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吴伯超、金律声登台指挥，这是当年中国音乐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合唱。
1944年3月19日,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出席在白沙坝举行的抗日节约献金大会,为宣传民众、捐献飞机、支持前方募捐。大会共募捐献金650多万元,创全川最高记录。事后,冯玉祥撰写《最爱国的市镇—白沙》一文，满怀激情地记叙了这次大会。
正因各级学校和文化机关、团体的大量汇聚，引来了众多教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名流，造就了白沙坝人文荟萃的繁盛局面。他们在此执教、任职,创作了诸多上品佳作,侵润之功至为深远。至1942年,白沙就有大、中、小等各类学校近40所,在校人数超过万人。白沙在抗战时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学生城”,当世难匹,迄今罕见。 只是躺在历史和纸上，有何意义？ 怕是怕保护都力不从心！ 文创是个产业，但是比起，工业、农业，更考脑壳和智慧 ！ 觉得很有分量 作为白沙人，早就知道啦。不过还是要多宣传宣传 现江津应好好挖掘建院初期的教授、副教授及所涉科目文化，白沙打造民国风情应立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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