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脉连载41：（第一研究）从对待流寓名人东坡后人看江津文人风骨
第一研究从对待流寓名人东坡后人看江津文人风骨——江津历代文人群像及地域思想史研究（五）
谭云籍谭蘅君
作者按一个地域或最小的县域都有它的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史、哲一家，文学是基础，史学是核心，哲学是高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思想史最好从它的文人开始，他们身上既传承了正统的主流思想，也打上了地域痕迹。本系列拟从江津历代文人作品入手，剖析廉官、能官、隐官等不同官员和才子、隐士、普通文人等身上隐藏的具有江津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通过系列群像，让大家深刻理解江津地域文化内涵，从而增强地域文化自信，并通过认识地域文化基因的优劣，张扬优良基因，修改落后基因，通过重组基因编码，优化江津地域文化结构，提高江津地域文化品质。
李元的《蜀水经》是继郦道元《水经注》之后，全面记述四川水道的一部图经考订著作，该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其中《蜀水经·四》记载：“江水又东经灭虎碛，大水险滩也。碛上有坝曰晒金，土人多淘沙金于此。坝上为圣钟山，山顶平原广野，田园庐舍竹林阴森，宋苏东坡之子过居焉。过号斜川，官中山通判。”有人以李元这段记叙作为江津圣钟坪有苏轼后人的证据，其实李元不可能对此作考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川内各大溪流的路径上，更大的可能是参照《江津县志》。乾隆版《江津县志》，由时任江津知县曾受一总领，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1763），早于李元20多年，所以李元更多是摘抄。那么《江津县志》对苏轼后人流寓江津圣钟坪是什么态度呢？
图注：《蜀水注》对圣钟山顶有苏轼后人的记载
一
《流寓苏过》：不知何本？附会也！
乾隆版《江津县志》涉及苏轼后人迁居主要放在最后有一章，名叫“卷之二十一：志疑”，专门对县志疑点提出看法。 这里有两篇文章，一篇文章题目叫《流寓苏过》，专门讲苏过服侍父亲东坡流放到海南，苏轼北返途中而亡，葬于河南，而后苏过与叔苏辙一起住在颖昌，直到死于任上，根本没时间迁居江津。另一篇是本土一个叫王昌年的文人专门写的《苏氏流寓辩》。关于王昌年，未在江津科举一节的“进士、举人、贡生”等栏目内找到其人，但在时任县长徐鼎山所写《江津县志》序言《续修江津县志》一文提到，他是《江津县志》续修版的编次校对，庠生出身。与之同时负责该项目的人，还有侍御杨彦青、进士蹇滋善。《流寓苏过》首先介绍苏东坡三个儿子的情况。“按宋史，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有三子，俱善为文。”长子叫苏迈，次子叫苏迨，幺儿叫苏过。苏迈任过“驾部员外郎”，苏迨任过“承务郎”，苏过才华横溢，十九岁即以诗赋领解额“任右承务郎”。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志疑》一节之《流寓苏过》
其次是记叙苏轼贬谪流放到去逝的经历。苏轼在哲宗朝“以两学士出定州”，除掉端明、翰林两学士。闰四月，苏轼离开河北定州，前往广东英州贬所，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宋哲宗绍圣四年，苏轼又被贬到海南儋州，任琼州别驾，昌化安置。一路南下，谪令一改再改，每况愈下，最后流放荒岛。这一路上，只有幼子苏过随侍。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又经过三次大赦，就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以本官退休，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苏过葬父苏轼于河南汝州郏城小峨眉山，后投靠叔父苏辙居颍昌（今河南许昌），营湖阴地植水竹数亩，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志疑》一节之《流寓苏过》
然后介绍苏过定居颖昌到死的情况。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苏过监太原府税。五年，做颖昌府郾城县知县。1120年（宣和二年），又闲居颍昌。1123年（宣和五年）夏，权中山府通判。十二月，因事入镇阳，得急病死于途中（一说遇贼），年五十二。苏过有《斜川集》20卷行世，颇有文才，时人称之为“小坡”，以苏轼为“大坡”也。苏辙经常称赞苏过孝顺，认为长兄苏轼远居海岛，唯苏过一路服侍得真传，文章有名气。苏过有七个儿子，分别是苏籥、苏籍、苏节、苏笈、苏筚、苏蓫、苏箾。最后推导结论。考查传记，苏过是在做官途中死亡，记载详细，完全没有迁居江津的文字。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志疑》一节之《流寓苏过》
苏轼的弟弟苏辙，其生平事迹也很清晰，不可能迁居江津。惟有苏迈做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令，与本传略异。今《通志·流寓》载苏过徙居江津圣钟里，抄县志旧本，又以流寓为苏迈，并说有苏迈墓。还有他的后人苏伯瑜，以贤德名扬乡里。但都不知这些传闻来自何处？作者非常气愤地反问：“岂以文忠之后为荣，而附会之也？”这种行为太不要脸！有人说，东坡1101年从岭南北返时，给苏辙的女婿胡仁修书，说很快到江苏仪征，暂令苏迈一人到常州。其后苏过葬苏东坡于河南汝州，定居颖昌。但苏迈不愿住在颖昌，迁居江津，那么圣钟坪后人则最有可能是苏迈一支。但，这只是一种猜测，没有文献支持。而且苏迈为什么迁居江津而不是其他，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纯粹脑壳发热。所以作者用“或曰”一词，即“有人说，有的人说，某些人说”等，脑补而已，不是文献记载。
二
乾隆版文人态度：绝不是东坡后人
《苏氏流寓辩》，回答了关于民间传说苏东坡后人苏迈或苏过迁居圣钟坪一事。查民国版《江津县志·流寓》载》“苏迈，东坡子，以谪官徙居江津圣钟里，子孙因家焉。其裔伯瑜者，以贤名世。《省志》作苏过。”意思是苏东坡的儿子苏迈贬官后迁居江津圣钟坪，后代子孙就以此为家。有一个叫苏伯瑜的后人，因贤德闻名。但《省志》认为不是苏迈，是苏过。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流寓》对苏东坡后人在圣钟里一事的记载。
图注：民国版《江津县志·流寓》引乾隆版庠生王昌年对苏东坡后人在圣钟里一事的质疑。
随后民国版说，邑人王昌年辩曰：“旧志载苏氏流寓津邑，或曰迈，或曰过，亦疑。不能明。尝阅王明清《挥尘后録》，谓过以真定（正定）卒。赴官次河北，为贼所胁，不屈，通夕痛饮。卒。晁以道志其墓，谓暴疾，卒镇阳行道中。而迈亦未尝闻有人入蜀之文。”这里有两个信息：一是在河北赴任途中，苏过死于贼人之手。二是从来没有听说苏迈入蜀的记载。随后王昌年开启时间追踪模式。苏氏颖滨叔党俱葬小峨眉山，世居许州。明朝时蜀人李克嗣任河南巡抚，重修苏轼郏城墓，想寻找在杭州苏氏后人守墓。此时，许州估计已无苏氏后人。明朝内阁首辅李东阳作《苏子由告身跋》，对苏辙当年的授官文符进行解读。“告身”，指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状。此物乃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受八玺，大赦天下，苏辙加授中奉大夫时所赐，后收藏在霍山远代子孙苏文斌家。景防元年，苏文斌卒，妻子仵氏守节不嫁，抚其三岁孤儿苏虎成长。成化四年，苏虎因卷轴断裂，托某装饰，某见宝起歪心，“掩而得之”。后庐州知府马君重金买下，在南京访苏虎，归还与他。李东阳盛赞：“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为私者，亦不可泯也。”此时苏氏后人，怀疑皆在南京矣。王昌年以前编纂《眉州志》，读到青神太史余成勋《眉山苏氏祀田》记载：嘉靖庚寅年（1530年），侍御邱道隆修理苏氏祠堂，购置祀田，听闻杭州多东坡后人，想去招来奉侍。后来在江津县“得苏学者持所藏东坡小像来，辨其手翰（亲笔书札），考其谱系，则颖滨后矣。”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流寓》中庠生王昌年《苏氏流寓辨》。
观此，则“邑之流寓确有苏氏明甚”，但“非迈与过，而实子由之裔也。”的确有苏氏后人，但不是东坡后人，是苏辙后人。史载，苏辙子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苏迟、苏适、苏远（又名逊）。后来见于传记者，“东坡之后无闻焉”。文章说：难道是颖滨子由一支独独繁衍昌盛？原来子由一脉遗老传言：先君（指苏洵）葬在眉州之东，以前曾约定兄弟俩要葬在他旁边，虽然路途遥远，但不忍心背弃其言。苏辙《卜居赋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间，指其庚壬曰：‘此尔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葬郏山，予年七十有三，异日当蹈前约。”其赋云：我的儿子们，当送我“历井扪天，庶几百年，归扫故阡。”我要回家呀！王鞏（字定国），写有《挽苏黄门子由》诗，云：徒泣巴山路，终悲蜀道程。兄弟仁达意，千古各垂名。子由有赴约之志！毕竟是老父心愿。但子由死后，基于兄弟之谊，却与东坡共葬于郏城。虽然不能归葬，子孙却遵其遗命，返归于蜀。当时青神的杜莘老流寓江津，死后葬于江津，还有传说中的范镇墓等。也许是“津之风土为蜀士夫所悦慕，而相继踵至亦未可知”，因此苏辙后人选择了江津。王昌年说，但至当下，江津苏姓人数甚多，都不可考据，完全无法求证他们的真伪。现在续修县志校对之时，写这篇文章附在“志疑”里面，以待博雅君子订正。王昌年最后的结论，一是圣钟坪肯定不是苏东坡的后人，二是从亲笔书札和族谱来看，明朝嘉靖年间应是苏辙后人，三是到他那个年代，江津的苏姓太多，但都已经不可考据了。经过明末战争洗礼，全川十室九空，圣钟坪苏氏是否还是苏辙后人，已经找不到证据。也许有少数，也许有部分，也许完全不是。毕竟，有人想借名人之后谋利。这是乾隆年间江津文人的风骨：求真。绝不会夹杂私心，以名人取荣于乡里而贻人口实，为大雅所讥。江津古代文人骨子里的那份自信，品质里的那份无私，灵魂里的那份坦荡，精神里的那份高洁，当今文人还有吗？
图注：乾隆版《江津县志·流寓》中庠生王昌年《苏氏流寓辨》。
三
江津有更多文化内涵可供挖掘
苏轼为一代文杰，若后人果真迁居江津，则自然是津邑之幸也。但这种举族迁移的大事，岂无文献或族谱记载？对于县志，曾受一在序言中表明观点：“修志与史略同，当笔则笔，当削则削，一字不容假借。”文人应有文人风骨，属于自己的文化财产，一定大声疾呼，誓死悍卫。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要胸怀磊落，求真求实，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江津地域文化内涵深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整理。向内求，做好内功，展现江津文人的自足与担当，才是风骨体现。这种风骨，与魏晋名士的内在灵魂具有相似之处，也与整个中国历史上文人的高洁品质一脉相承，因此江津地域文人传承这种精神对维护和提升地域群体的文化人格和生命气象具有积极作用。为是文，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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