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校长与“津綦边区特支”

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急忙掀起反共高潮。江津、綦江两县城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特务的多次破坏，党员遵照指示全已外撤和疏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45年秋，上级党组织派向天培、但林文夫妇来川黔接壤处的江津、綦江两县边界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向、但夫妇俩先在在蔡家乡龚氏私立小学以教职作掩护，发展了这里第一个党员凌照远，不久凌又发展了第一个党员聂荣贵……1946年秋，暗中了解到向天培、但林文真实身份的苏灿瑶，同意聘请二人来笋溪中学任教。

当时，向天培的秘密身份是地下党綦南工委副书记。来笋溪中学前，他按照党的工作纪律和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校长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苏灿瑶了解党，支持革命。他读书不少，他家所藏的马列书籍在江津县是首屈一指的。”正因如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向天培在这里才会有广阔的活动天地。

学校处于蔡家山区，这里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政府第二区区署机关和国民党二区区党部就在学校附近的蔡家街上，特务很多，可谓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苏灿瑶明里暗里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保护。他与向天培配合默契，可说是心照不宣。

虽然这样，但当时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发展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经中共綦南工委批准，向天培在这里秘密成立了中共津綦边区特支，向天培任书记，任务是统一领导当时江津、綦江两县党的工作。特支在教师、校工、青年学生中，特别是在当地农民中，进行思想启蒙教育，首先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阅读，如邹韬奋的《经历》、鲁迅的《呐喊》、矛盾的《子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等，分析当时形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特点，对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和信念。在组织发展上，向天培严格要求同志们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肃不苟，严格标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对入党的同志，进行了秘密宣誓。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分布在江津、綦江、习水、赤水四县毗邻乡镇。

学校有一个叫王富学的老师非常反动，他明显感觉到学校有中共党组织在活动，而且苏灿瑶在暗中包庇着他们。有一天，这个反动老师与国民党江津县参议员王钦青一起拦住苏校长对他说：“学校的向天培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他喜欢找学生谈话，客人又多，行踪可疑。你将他解聘算了……”

有趣的是苏校长与向天培最先的认识也是由王钦青介绍的。苏校长听了这话赶忙打圆场说：“王兄介绍给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哟？找学生谈话是老师的职责。对现实不满，有几个客人来往，就怎么能说成是共产党？老实说，现在是内战连连，民众困苦，还有好多人心里能满？据我观察，向先生教书很负责，学生欢迎，解聘了恐怕学生和家长不依哟……”一席话说得对方回答不出话来。事后，苏校长将这事告诉了向天培。他还说：“我虽不在党，但相信我，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你的安全。”这话令向天培激动万分，这位地下党地方负责人紧紧地地握住苏校长的双手。

在白色恐怖下，在残酷无情的斗争环境中，党组织的斗争更讲策略和方法。特支坚持教育组织群众开展对敌秘密斗争，引导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他们办墙报，组织读书会、举办讲座以及其他纪念活动等，这是一种比较公开活动的形式，也属一种合法的斗争，学校青年学生和附近农民踊跃参加，他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靠近党组织。办起的《芙蕾》、《新笋》、《拓荒》等墙报，主编都是地下党员，墙报定期出刊，连续刊出进步文章。刊登一些辛辣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小品和漫画，使文化较低的当地农民也能看懂，起到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

第二区区长邓荫黎是个国民党党员，思想反动，他曾在夏仲实将军部里任过团长，当时苏灿瑶任夏部秘书，两人是熟人，但两人的政治观点不一致。一天，邓荫黎来到学校，对苏校长说：“我听说有人在你学校搞赤化宣传，学校有共产党？”苏校长连忙回答：“你莫要开这么大的玩笑哟！你是这里的区长，你都知道这学校里全是些不懂事的山区孩子，好些还是绅粮子弟，能搞什么赤化呀？”他接着拍了拍胸脯后又说：“要是真有什么共产党在活动，我还不知道吗？这些就请老兄放心是了——”

向天培常在党的秘密会上赞扬苏校长这样巧妙的应对方法。不过，有一次向天培也批评了一个位同志。这位同志在苏校长家借了一本胡绳的《思想方法论》，这是本红书，他看后就顺便放到桌上。向天培进屋后一眼就看到这本“禁书”，当时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他严肃批评这位同志：“苏校长的书就更不能随便摆起，出了事怎么办？他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学识渊博，读的马列著作很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对这样忠诚的好朋友我们更应该加以爱护……”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同志到江津偏远农村。6月，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吴安启发来通知，因笋溪中学地处川黔边界山区，要设法接收掩护从重庆疏散来的《挺进报》支部成员文履平等5名同志。苏校长没有半点犹豫，立即安排自己的妻子诸有常让出了教师的岗位，以便安置新来的地下党员。很快，文履平带领一个小组分头秘密来到这里。苏校长非常支持这些新来的同志，分别安排担任国文、英语、数学等学科的教学，使他们得以隐蔽下来，继续开展斗争。

这些新来的党员组织关系不在这里，但他们积极配合特支的工作，给这里党组织增添了新的力量，使这里的党组织更显生机。他们一来就投入到各种讲座会、报告会、读书会的活动中，深入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教农民识字、写信、算数等等。文履平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分析平津战役后的战争形势，大家听了这些报告后，心情振奋，充满希望，看到了全国解放的曙光。

不久，县城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朱近之和刘永怀两同志。情况万分危急，苏校长的爱人诸有常在白沙镇得到消息后，马不停蹄连夜送信到笋溪中学，苏校长接信后立即安排向天培等同志处理好党的文件后暂避乡下，自已则巧妙周旋，迷惑了前来查询的敌人。

1949年“五·四”节，在苏灿瑶校长的主持下，学校举行纪念集会，操场讲台上，高挂鲁迅先生的威严画像，由特支的地下党员上台主讲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1949年上半年，西南很快就要解放，为了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斗志，让他们认清形势，敢于斗争，重庆疏散来的石大周给学生出了《给蒋介石先生一封公开信》的作文题，许多学生都写得真实切题，充满正气，表现出迎接黎明的决心和勇气。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少将处长周开庆是江津人，是个特务头子，窜回江津趾高气扬侦缉共产党，在峡滩场正遇到苏校长。周问：“听说你们学校有共党，有个叫石大周的还教老百姓和学生扭延安秧歌，教他们骂蒋总统……？”苏校长回答说：“这个人教书还很认真。只是人年轻，爱发些唠骚而也。他要真是的共产党，他肯定不会多说的……”周又说：“谨防共党在你校的活动，出了事你要负责。”苏校长回答说：“我绝对负责，一切唯我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