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酒时代，中国酒的桂冠被江浙摘去，那么，当中国酒进入白酒时代后，川酒开始发力，经过清末民初的百年兴起，川酒一跃成为中国白酒的王牌。
那么，在清末民初这百年间的烧酒时代，谁又是川酒之王呢？
也许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是泸县、宜宾或者绵竹。但不好意思，你们都答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
说起江津酒，经常被人忽略的是，它曾在清末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以破万吨的年销量，一度成为川酒行列中的冠军，而且长期稳坐冠军宝座。
当时，江津酒在整个西南，包括四川、贵州在内，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在后来名头大振的产酒大县，如泸县、宜宾等。
江津酒不但产量大，其销售网络更是遍布全川以及湖北、贵州等地。
而在江津所产之酒中，又以白沙酒最为盛名，清光绪元年（1875年）县志就有“白沙烧酒称最”的记载，民间亦有“江津豆腐油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的俗谚，白沙镇也因此成为当时西南酒业第一大镇。
不得不说，在清末民初，江津是中国的第一酒县，而江津白沙更可称为中国酒业的第一大镇。
江津酒的百年辉煌，需要被我们重新认识。
民国以前的江津酒
追溯江津酒史，可考的最早记录来源于宋代重庆进士冯时行 （1100—1163）的一首诗：《送王子善移江津酒官》。
诗中提到的“酒官”，是当时执掌造酒以及有关政令的官员，距今已有900年。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酒业的部门和官员，说明宋朝时江津酿酒业就已经很发达了。
《送王子善移江津酒官》 相看相别意如何，见事蜂生正要渠。 挽袖一杯山月上，凝眸十里峡风徐。 衣冠苗裔烟尘际，京洛风流咳唾余。 自此情愁欺老得，逢群重见为驱除。
南宋时期，政府财政压力很大，于是就在酒上做文章，推行“隔槽法”，把过去的酒政几乎全部废除。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总领四川财务的川陕转运使赵开，在四川实行“隔槽法”，简言之，就是政府设立官营酒坊，酿酒器具齐备，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带米，去“赴官自酿”，“其酿之多寡，唯钱是视，不限数也。明年遂遍行四路”（见《赵待制开墓志铭》）。
这里的“遍行四路”，就是指当时的川峡四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当时，江津属于夔州路下的恭州（1189年更名重庆）管辖。这个“隔槽法”，是南宋朝廷敛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必须专门设酒官管理，王子善很可能就是前往江津负责执行“隔槽法”的官员。
进入明朝，对酒的管理放松，不再设专营的酒务，也不对酒和酒曲实行国营，谁都可以酿酒，朝廷只征比较低的酒税，而且酒税全部属于地方税，不再上交朝廷。
那么，在明朝时期，江津酿酒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从酒税可以看出一二。
乾隆年间，在对明嘉靖和清康熙年间的《江津县志》进行续修以后，对江津的酿酒有了明确的记载。我们发现，明朝嘉靖时期，“（江津）户口钞九千一十口……酒税钞八十五贯八百文”（《江津县志》卷四·赋役志）。
江津一年的酒税“钞八十五贯八百文”，是个什么概念？
先澄清一点，大明宝钞，从洪武年间发行，到正德年间已经废止。嘉靖是在正德之后，已经不再使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的大明宝钞了。所以乾隆本《江津县志》里面提到的“钞八十五贯八百文”，我怀疑指的就是铜钱，而不是早已废止的大明宝钞。
由此推断，江津那时的酒产量就很可观了，相当于杭州一个府的五分之一强——在当时，杭州一带是中国黄酒的主要产区！需要说明的是，在整个明朝，包括江津在内的很多地区，都没有成规模的白酒酿造企业，基本上都是酿造的黄酒、米酒。
到了清代，朝廷对酒类生产的征税较轻，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加征以后，好酒每斤的税钱也还不到十文，而薄酒更才三四文，税率仅有百分之五左右，可想明末清初，民间的烤酒之家获益颇丰，这也十分有利于酒业的发展（四川省江津县商业局：《江津县商业志》，四川省江津县商业局1986年版）。
于是，江津酒业就在这个背景下，开始起飞了。
清朝关于江津酒的早期记录，是在一本移民家谱里发现的。
在江津油溪镇的《刘氏家谱》中，记载了他们刘家入川一世祖刘秀标的人生故事。刘秀标本是广东潮州人，生于乾隆年间。后来他到了四川省江津县油溪镇，开起了酿酒作坊。
16年过去，刘秀标发了大财，在油溪镇买下了石羊溪、石壁冲、学田三处产业，又置下一个大门面，逐渐成了现在油溪镇的刘氏大族。
刘秀标的故事，可能是江津第一个靠酿酒发财致富的故事，但刘秀标一定不是最后一个去江津的人。
从刘秀标开始，无数人在江津开启了酿酒、卖酒的生涯。无数个刘秀标，经过数百年努力，在清末终于把江津酒推上了西南酒业第一的宝座。
在整个清朝，关于江津酒的数据来源不一，根据各个数据对江津酒的年产量进行研究，会得出不同的数字。
这些数据，从来源分析，包括县志、时人回忆和当时一些机构（如银行等）的研究报告。
比如《江津商业志》记载：
到光绪年间，江津逐渐成为四川省内的主要白酒产地，年产量甚至达到七八千缸（每缸重约三百四五十斤），除本境销行二三千缸以外，其余全由水陆上运往仁怀、赤水、合江、乐山、雅安等地，下至涪陵、万县、宜昌、沙市等地。
按照这个记载，以最高限为准，则江津在光绪年间的白酒年产量为8000缸，每缸350斤，总计仅为280万斤。
而民国版《江津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定槽坊每酢出酒一百三十三斤半，每斤征钱4文，每酢酒计征钱五百三十四文。
全江津，每年应缴纳征钱十三万五千贯，对应酒产量为3375万斤酒——这个数字是当时的县令蔡承云高估后确定的，由于蔡县令没有完成这个高估后的指征税标，以至于被罚俸一年。所以第二年，就把这个额度降为85000贯，直接降了近一半，对应的酒产量则为2125万斤。
民国版《江津县志》里面提到每斤征钱4文，这是与当时清政府的四川酒税政策吻合的。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前，清廷在整个四川都不征酒税，四川的酒企日子过得非常逍遥。
当然，这个不征税，指的是不单独征酒税，而是把酒作为一般商品，征收一点点营业税。《四川财政考·酒税考》记载：“川省初无酒税之法，酒类列入货厘增收”，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酒税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光绪东华续录》记载：“查川省烟酒正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解到司库者计银二万两”——这是烟酒两项一共的厘金，全年才区区2万两。
可后来，又为什么加增酒税了呢？说来啊，这居然和袁世凯有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奉旨练兵。要练兵就需要钱，清廷穷，就把这个主意打到酒鬼们身上，开始在直隶开征酒税，为练兵筹款。税额为每百斤1600文，也就是一斤16文。
第二年（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四川也开始练新军。四川总督锡良照猫画虎，学习袁世凯，为练四川新军开征酒税。但四川开征的酒税低得多，高档酒（大曲酒、仿绍酒）每斤8文，每百斤才800文，烧酒等每斤4文，每百斤仅400文，而且，这笔税钱，还明文规定可以加到售价上去，对生产者基本上没有影响。酒税开征以后，最多的一年，收税90万两，而这之前，一年从酒业收取的税收（普通税）不过2万两。
在加税以后，周询《蜀海丛谈》记载：
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数多，槽坊到处皆是，私家烤酒尤众。……以江津、泸州、什邡、绵竹等处产酒之区，收数为最旺。每年全省收银约在九十万两上下……彼时川省每年应出酒在二万万斤以上，漏税者尚不在内也。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在清末，川省酒产量已经超过2亿斤（也就是10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其实，锡良这次征税，清廷给四川下达的任务，只有50万两。没想到，四川只给一斤酒加4文到8文，比直隶的税率低得多，收的税却一不小心，比上级要求的差点翻了一番。只能说四川酒业太发达了。
《江津县志》里面对这次加税的记载，正好就是四川为开练新军新增的附加酒税，烧酒按照每斤4文加收，也合乎当时的政策。
从这个数额倒推回去，我们认为，1904年的江津全县酒产量，应不低于2125万斤，是当之无愧的全川第一。
《蜀海丛谈》给我们透露了两个数据：光绪三十年加税后，一是当时全川酒税90多万两；二是全川酒产量不低于2亿斤。
用这两个数据对比一下江津的数据，我们发现，光绪三十一年，江津酒税总额调整为85000贯后，一个县就占全川酒税总税额的9%左右，要知道那时全川有147个县，而酒产量则占全川酒产品的10%左右，这两个数据基本上吻合。
还有资料显示，和其他县相比，江津一年上交的酒税税金相当高。以产酒著称的绵竹为例，光绪三十二年一年征税额才10320贯（民国《绵竹县乡土志·户口》），只有江津的八分之一；产酒大县富顺，宣统元年的征税额19500贯（民国《富顺县志》卷6），不到江津的四分之一，有680多家槽坊的渠县，年征税额仅为1700贯（《成都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津酒作为川酒之王的这段辉煌历史，在司马青衫的《被遗忘的光荣——大历史视野下的重庆酒史》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在位于重庆渝中区东水门老街的“重庆高粱酒文化体验馆”中的“重庆酒历史陈列馆”中也有展示，各位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前往一探究竟。
来源：微信号@水煮重庆，作者司马青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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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9 14: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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