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简史》稿连载之一，第一章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江津

江小微

【按经过多方努力，《江津简史》稿已完稿并多次进行研讨和修改。经史稿编辑部同意，在此连载，以飨读者，并征求读者意见】
前  言

江津，作为重庆市内历史悠久的老区县，其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自秦灭巴蜀，重庆地区设立巴郡并置江州县起，江津便为古江州县的一部分。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县治（即今日之重庆）迁移至僰溪口（今江津顺江之地），江津遂成为古代江州最早独立建县的区域之一，迄今已跨越了1538年的漫长岁月。唐代以后，又从江津、巴县的地域中析出綦江、璧山、永川等县，江津因此被视为渝西地区区县历史的先导。故而，江津是重庆地区中历史文化底蕴最为深厚、历史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县之一。

展现江津往昔悠久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与文化魅力，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尽管江津博物馆内“大江之津、文华之地”的基本陈列格局已初具规模，初步展现了江津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然而，当前江津在历史呈现方面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难题，距离完整且生动地勾勒江津历史全貌，还有一定的差距。

与此同时，江津当前的地方史研究多侧重于志书编纂，缺乏对历史深度的剖析。尤其是能够横跨整个历史脉络的历史类专著更为稀缺，这一现状导致江津地方史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难以让人们全面、系统地把握江津历史的发展脉络。

江津历史研究的不足，对文博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外部认知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足导致外界在了解江津历史时难以获得生动、准确且全面的历史描绘，进而对江津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模糊理解和不确定认知，难以赢得应有的认可与尊重。同时，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需要基于对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研究的不足，常常导致在解读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时出现诸多分歧和误解，使我们难以制定出最适合文物保护和发展的策略。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状况还严重限制了江津对自身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使其文化特色与魅力逐渐衰退和黯淡，失去了本有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现代历史研究为确保其成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常采用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法通过深入挖掘考古学材料，探究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与文明演进路径，同时借助珍贵出土文物，揭示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真相。江津，作为重庆西部地区历史的摇篮，对渝西地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江津进行历史研究，对于梳理渝西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以江津为核心的渝西地区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揭示了江津区域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的初步面貌，这为撰写《江津简史》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和丰富的历史素材。

《江津简史》自2023年3月启动编纂，经过近三载的打磨，终得完稿。它的面世标志着江津地方史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填补了江津地方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该书共分为史前至先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五个历史篇章，下设30个专题章节，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江津自远古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书中不仅清晰展现了江津区域内政权的更迭、辖区范围的变迁等宏观历史进程，还细致描绘了不同朝代行政区划的调整情况。同时，该书以江津为核心视角，系统归纳与整理了江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通、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尤为重要的是，该书成功解答了一系列以往未曾深入探讨的江津历史问题，诸如江津在川渝地区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时期江津建制调整原因和经济文化发展根源等等问题。

《江津简史》以扎实的巴蜀考古材料为基础，融合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首次全方位、多层次地对江津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细致描绘。该书采用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使广大民众能够轻松理解江津的历史发展。这对于普及地方历史知识、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具有深远意义。

总体而言，《江津简史》的问世，对于完善江津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满足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具有重大意义和难以估量的价值。它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洞悉江津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还能为江津的城市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坚实的精神支撑。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江津的过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现在和未来走向。

江津地方历史的研究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江津地方史研究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为我们展现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我们期盼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江津的历史，共同参与到地方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让江津的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江津简史》编辑部
2025年8月10日
序  章

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摇篮，也是经济模式构建的基础，同时影响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和文化交流的进程。

乾隆本《江津县志▪序》对江津的地形描述为：“际水陆之冲，纽播黔之会，为川东雄治。”钟云舫在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中描述江津：“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

江津处于渝、川、黔的结合之地，位于四川盆地的东部，这里河流密布，山形水势独特，是典型的长江河谷、丘陵地貌，南面的大娄山余脉逐级跌落后连接长江河谷。因而，其山川地形不仅山水雄伟，还很秀美。由于丰富的水路资源和较好的自然环境，江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古代江州（今重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古代中央政权赋予重庆对渝南和黔北的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融合功能的前沿阵地。清代中期以后，江津民族融合功能弱化，但又得益于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依旧处于四川盆地先进之列。同时，在重庆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日益提高、全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江津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也开始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一、江津的山川地势

江津之地，地形呈现南高北低之态，四周高山环绕，宛如天然屏障。在其境内，大娄山山脉的形成可追溯至距今1.9亿年的三叠纪时期。彼时，地壳经历了一场名为“印支运动”的剧烈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四川盆地边缘逐渐隆升为山脉。西部的横断山系、龙门山系，北部的大巴山、米仓山，东部的黄陵背斜以及川鄂湘黔的部分山地，还有江津所在的南部大娄山，皆在这一时期相继崛起。曾经被海水淹没的区域，随着地壳的运动逐渐上升，由海盆转变为湖盆。此后，又历经了“燕山运动”、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直至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的持续影响，最终塑造出了江津如今的山川地形格局。

光绪版《江津县志》对江津地形的描绘为：“江津鼎岫为屏，岷江为座，华盖列天表之障，马骁壮北固之篱，鹤山太公左右其翼，龙门络峡开合其流，际水陆之衢，钮黔播之会，洵川东之雄，旧云奇峰秀岭，挺华盖之山，地轴天关，锁锦江之水，界泸渝之间，会水路之冲，全蜀要地也。”

此段文字描绘了江津作为水陆交通要道的四通八达之势，它地处地理要冲，与古播州交汇，是川东的雄踞之地，既守护着长江水道，又扼守着泸渝边界，因而成为交通要冲，对整个蜀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有关县城地形描述中，鼎山被比作津城的屏风，岷江（古代四川人将四川境内的长江统称为岷江）则是津城的基石。华盖山如同津城天然屏障，马骁山则坚守北面门户，而鹤山屏与太公山则如同左右护卫。文中提及的几座山名，自唐宋至民国，均为江津名山。其中，鼎山作为古代几江半岛和津城的地理标志，备受推崇。明代工部尚书江渊甚至将其列入江津“前后八景”之一，并赋诗赞美：“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 相较于鼎山的声名远扬，位于江津城北岸的马骁山在现代或许稍显陌生。它即如今几江长江大桥北端所穿越的山体，山顶上曾矗立文峰塔。抗战时期，为了避免成为日机轰炸津城的参照物，塔被拆除。另外，江津历史上比较出名的还有位于江津城南的聚宝山（即石子山）、碑槽山、石笋山等。石子山是津城内除鼎山外的一座小山，即现水木年华小区一带，为古代津城武城所在位置，20世纪60年代，山上尚有大量石马、石俑等文物遗迹。

绘制人：张亮、李纪年

二、江津的水资源

人类历史的演进与水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在石器时代，人类常常择水而居，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升，方才逐渐向地势较高处发展并聚居。江津地域内江河密布，地表水径流丰富，主要河流多达27条，其中干流有长江、綦江、塘河、津壁河（壁南河）、笋溪河等。这些河流相互交织，犹如大地的“血脉”，在润泽万物的同时，还将周边的綦江、璧山、贵州习水等地紧密相连。长达127公里的长江水道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它不仅是古巴蜀的黄金水道，也是古代江津文化的发祥地。

江津境内已发现的早期遗址，基本上都坐落于长江岸边的台地之上，例如王爷庙新石器遗址、燕坝新石器遗址，它们均位于长江岸边，而津壁河、綦河汇入长江的台地，更是江津历史上乐城县与江州县的县治所在之处。与此同时，津壁河和綦河这两条长江支流，也是綦江、璧山与江津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沿着这两条支流，江津近年来发现了众多的历史文物。在江津博物馆中展陈的油溪汉代石棺，以及西湖镇荔枝下坝遗址出土的花边圜底罐残片，皆为该区域出土。

绘制人：张亮、李纪年

三、江津的动植物资源

江津气候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数年均1207.9小时，常年平均气温18.2℃，年平均降雨量为1034.7毫米。江津是林草丰茂，野生生物资源丰盛之地，境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国家保护动物23种，珍稀保护植物19种，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桫椤、水杉、秃杉、银杉、珙桐等珍稀树种，此外长江江津段是国家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是号称亚洲美人鱼的“胭脂鱼”、江豚等珍稀鱼类的主要繁殖地。

《华阳国志▪巴志》对江津所处巴郡的物产描述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考古证明，现长江重庆段中上游区域是柑橘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很早就有柑橘、白蔴、稷、芋的种植记录，有“巴人有橘革”的说法。江津是长江重庆段的起点，温湿的气候，较多的平坝河谷极为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故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造就江津物华天宝、物阜民康的重要因素。

第一章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江津

在历史学的广阔领域中，我们将文字记载出现之前的时代定义为史前时代。依据考古学的年代划分标准，史前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秦朝之前的历史时期，我们称之为先秦时代，它囊括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多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由分散割据向逐步统一的转变，并孕育了众多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诸如甲骨文的问世以及殷商时期青铜器的鼎盛，这些均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亦是中国思想领域一次空前繁荣的时期，催生了诸子百家这一文化奇观。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诸多思想家各抒己见，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刑名等学派百家争鸣，共同编织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璀璨篇章。

华夏一词，源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指生活在华山与夏水之间的，以黄帝、炎帝为领袖的部落联盟，亦称“诸华”或“诸夏”。而“中国”一词，则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初指天子所居的“中央之城”，后逐渐引申为“天下之中”，并最终定格为现代国家的名称“中国”。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地理范畴亦在不断变迁。西周时，“中国”主要指王京地区，大致对应于今关中至河洛一带的区域。然而，随着周平王东迁与周室衰微，各诸侯国纷纷崛起，并自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至春秋时期，“中国”的范围已扩展至周王畿及晋、郑、宋、齐、鲁、卫等诸侯国。至战国时期，楚、秦、燕、吴、越等国亦被纳入“中国”范畴。及至秦汉帝国崛起，“中国”的版图更是大幅扩张。

然而，在这一时期，偏远的巴蜀地区尚未被纳入“中国”的范畴，而是被视为“远国”或“方国”。这使得巴蜀早期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自身的鲜明特色。直至汉代之后，巴蜀文化才逐渐全面地融入华夏文化体系，成为华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津，地处巴蜀地区的交汇之处，由于历史文献的稀缺，其远古时期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近年来，伴随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持续发展，出土了大量具有地方特征的商周时期陶器、石器，为了解和认识江津远古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形创造了条件。本章节重点结合近年考古研究成果，结合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对江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巴郡设立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解读。

第一节 史前时期的江津

3000万年前，地球新的造山运动逐步改变了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新的环境不适宜攀爬的灵长类继续生活，迫使其中的一支古猿到地面觅食，久而久之，随着基因选择和生存适应，手足功能逐步分化，古猿的躯干趋渐直立，大约700万年前，在东非埃塞俄比亚高原最早诞生了可以长时间直立行走的古老人类，学术界称之为乍得撒赫人！大约180万年前，古人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并继续演化！距今20万年前，进入人类学上的“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其最大特点是猿人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进步。距今五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人类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分布于新旧大陆，现代人开始形成。演变大概经历了南方古猿（450万到250万年前）——能人（250万年前）——直立人（180万年前）——早期智人（40万年前）——晚期智人（20万年前）几个阶段。

五万年前，东亚地区便已成为现代人类祖先——晚期智人的栖息之地。早在直立人时期，人类便掌握了用火的技能，并开始制造简陋的石质工具。随着进化至智人阶段，人类开始广泛使用经过加工的石器，这些石器包括用于砍伐、敲击、削切和刮擦的各种工具，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大约距今250万年至1万年前，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标志是打制石器的广泛应用。随后是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1万年至2000年前，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磨制石器的使用。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古人的物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口迅速增长，大型聚落也应运而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很可能就是基于这些大部落首领的形象而神话化的产物。在此期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除了部落间的婚姻联姻外，随着制陶、耕种和石器加工技术的日益精进，各聚落之间的技术交流、人员和物资的交换也变得更加频繁。社会交易的形成促使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学家们通常习惯以首次发现地点的名称来命名这些文化区域，如长江流域早期的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以及晚期的良渚文化；四川盆地则有著名的三星堆文化等。

一、江津史前考古遗址

江津地处渝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该区域多是平坝与丘陵，土地肥沃，气候呈现出四季分明的特点，这种宜人的环境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生存，历史上，这里是四川盆地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关键地带。与三峡工程所进行的大区域考古发掘有所不同，渝西地区的考古发掘并未经历过大规模的考古行动。过去，该区域史前文化的研究相较薄弱，对史前文化的认识也较低。近年来，通过积极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文物普查活动，渝西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众多的史前遗址。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江津地区的考古发掘。这些发掘成果为渝西地区的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使得该地区的早期文化研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为深入了解和探索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奠定了基础。

目前，江津地区已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较低的江河岸边的阶地上，在这些地点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石器，主要包括打制石斧、石网坠、砍砸器等多种类型。而江津所处的渝西地区目前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数量较少，且往往与新石器遗址所叠加，因此，对于该区域旧石器文化类型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其中，距离江津较近的大渡口马王场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斧、锛形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在原料选择、素材运用以及加工方法上与江津地区采集到的石器存在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两者之间可供参照的实物资料有限，尚无法确切断定它们之间具有明确的关联性。从江津地区采集到的旧石器多分布在江河岸边阶地，并结合出土石网坠等特点，推断旧石器时代，江津区域的人类主要以狩猎和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他们处于高频的迁徙状态，居无定所。

江津四面山的灰千岩岩画为重庆地区早期岩画的代表，是西南地区罕见的刻画岩画，其制作工艺和内容与北方岩画有着相似之处。关于其年代，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最新的研究认为，该岩画为旧石器时代的产物，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然而，目前对其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尚未发现与之相关的古人类生活遗迹。因此，这幅岩画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仍需深入研究，尚不能确定该地区古人类的生活状况和族群归属。

江津地区共有1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已经试发掘的有王爷庙、鼎锅浩、瓦厂沙坝、燕坝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中，以瓦厂沙坝遗址为最早，通过试掘出土的少量石器和陶片判断，该遗址最早能追溯到重庆新石器文化的中晚期阶段。而王爷庙遗址是江津最早开展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是唯一经历了两次发掘的遗址。王爷庙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时具有部分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在江津的新石器遗址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王爷庙遗址总计出土石器144件，陶器残片两百余件。石器以砾石石器为多，器型有耜、锄、铲、刀、斧、锛、凿、球、网坠、矛、镞、砍砸器、刮削器等类。其中，网坠的数量最多，反映出当时渔猎活动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该遗址还出土了具有农耕作用的农具石器，如耜、锄等。表明在江津地区的先人们虽然仍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但已经开始使用农具，农业逐渐有了发展。

二、对史前江津社会状况的研究和认识

1949年以来，重庆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有200处左右，其中，巫山龙骨坡遗址是重庆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遗址，距今已有214万年，这里出土了上千件石制品和一件极为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直立人系巫山亚种，这是重庆本土生活的最早人类。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重庆地区的原始居民开始逐渐形成聚落。在生产和物资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孕育出了独特的文化特质。考古学家将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展脉络定义为“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序列。

江津地区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石锄、石铲、石镰、石矛、石锨、石球、石网坠、陶纺轮以及丰富的陶片等实物标本。这些文物的文化特征十分鲜明，石器主要以打制工艺为主，磨制工艺为辅；陶器则涵盖了瓮、罐、盆、碗、钵等器型，其中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占据主导地位，但未见彩陶身影。器物表面的装饰技法，以粗细绳纹为主，其次有波浪纹、锯齿纹、刻划纹、麦穗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其器形特征和装饰艺术等，绝大多数具有玉溪坪文化的特征。这些遗址除鼎锅浩、瓦厂沙坝遗址时限较早，属于玉溪上层文化外，其他都属于玉溪坪文化范围，其遗址的整体时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玉溪坪文化在川北、鄂西、黔北地区均见有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与蜀地同时期的宝墩文化类比，这两种遗存既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因素，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早期这两种文化还难以看到相互影响的多少，但在玉溪坪文化的后期，蜀地宝墩文化对其影响却逐渐显现，这或许与新石器末期成都平原的文化发展相较于重庆地区更为先进有关。

重庆史前社会状况可概括为：“重庆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中晚期大致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东部地区的文化表现出与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文化有明显的联系，而西部地区表现的更多是本土文化，同时也通过长江和嘉陵江通道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其文化特征具有文化与环境相适应、文化滞后、有廊道功能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聚落基本分布在宽谷地带，规模不大，渔猎经济发达，农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对较慢，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分散稳定状态，结构简单，是平原文化与四川盆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孔道”。

聚焦于江津地区，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彼时，该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片土地上逐渐涌现出小型聚落，它们主要依赖渔猎经济维持生计，而农业也在此时初现端倪，呈现出初步的发展迹象。江津地区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与三峡库区的原始人类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蜀地文化传播的影响下，江津地区受到蜀文化熏陶的时间节点相较于三峡库区略显提前，从而使得三峡库区常见的文化发展滞后现象，在江津地区表现得并不显著。因此，江津地区的史前文化在保持自己独特风貌的同时，也深受巴蜀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互相融合、和谐共存的特色。这一文化融合的特点，在后续的商周文化遗址中得到了更为鲜明地体现。

编辑：何正静

主编：李   博

终审：庞国翔

来源：江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