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津文庙泮池的水源变迁看江津文脉意象

江依依

从江津文庙泮池的水源变迁
  看江津文脉意象

江津文庙泮池的水源在历史上发生过显著变化，其演变过程与城市水利工程、风水观念及自然环境变迁密切相关。
01
北宋至元代：鼎山砦溪为核心水源江津文庙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知县郑谔主持修建时，直接凿渠引入南面鼎山的砦溪之水，形成泮池的初始水源。到了明代，泮池作为文庙标配，得到普及和规范，江津有了礼制意义上的泮池造型。因此宋代即使有砦溪水流经文庙西侧，却还未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泮池装饰。砦溪发源于鼎山北麓，经半里许入城，这条渠道宽约2米，深1.5米，采用条石砌筑，其流向与文庙中轴线走向完全吻合，构成“学宫—长江”完整的水利体系。这一时期的水源以自然溪流为主，未受大规模人工干预。水流路径为：砦溪源头→北流半里许→南安门水关→城内太极河→文庙西侧→经大通桥→太极口入长江。鼎山位于江津城南，来龙为云贵高原大娄山脉，其北麓地势陡峭，雨水顺山势汇聚成溪，形成砦溪的源头。根据《江津乡土志》记载，砦溪发源于鼎山“岩穴之间”，初始水流为季节性山涧，后经人工疏浚形成稳定河道。其自然流向为自南向北，沿鼎山北麓山脚蜿蜒而下，至南安门附近进入城区。砦溪的天然径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高差驱动：鼎山主峰海拔约380米，而泮池所在的城区海拔约200米，形成约180米的垂直落差，为水流提供自然动力。二是河道形态：早期河道为宽约3～5米的石质河床，两侧植被茂密，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三是水源补给：除降水外，砦溪还接收鼎山地下水渗透，形成稳定的基流，确保河道全年有水。宋末因战争，文庙荒废，但水源的地理基础仍存。至元延祐元年（1312年），知县安文宪重建文庙时，仍依托鼎山砦溪恢复文庙水系，延续了北宋以来的水利传统。

“民国”版《江津县志》城图所示文庙、泮池及城内太极河，从图上表示水塘的城内圆形符号可见泮池较小

卫星地图上看龙脉从贵州经蔡家到鹤山坪再到艾坪山线路

“民国”版区域图所示从刁家场到几江半岛的龙脉线路图龙脉驰驻鼎山后，又如何入城“结穴”呢？这涉及明代江津县令误信风水师之言，胡乱进行风水改造，从而造成风水灾难的历史记载。因此，有必要细致讲解。
02
江津龙脉：鼎山—金钗井—县衙—迎恩门按《江津县志》记载，明代进行风水改造，造成水流变化，导致“县脉”受损，引发科举式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古人视角进入文化现场，对江津龙脉“落坪”“结穴”的风水文化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大家才能完成对明代风水改造的利弊思辨。龙脉自贵州千里奔驰，到达鼎山后，走势是怎样的呢？先看江津进士蹇滋善在《开复东门水道碑序》对地脉的描述：“津邑龙脉自鼎山落坪，由金钗井左畔穿平田，逆大江而西上入城。”鼎山下来，首先是石子山小塔处，这是龙脉沉降的第一个节点，此处也是清代曾受一县长亲自卜定的南部白塔。现为鼎山脚下城市界面最高一层公路，即鼎山大道，绕鼎山脚下一圈。这一层只是过渡，还未落到最后的坪面。

龙脉由鼎山沉降到聚宝山线路

龙脉由石子山向下降落到山底，原东门转盘到金钗井，此处右边略高，故龙脉逆而向西折，到达县衙

由县衙—文庙继续向西，沉降到现新华书店到重百步行街，即北固门街—通泰街—麻纱市衙

由大土地街向下沉降到怡然街，这片成为风水“结穴”处，全是江津老城寺庙区

《江津县志》城图中大土地街到怡然街沉降斜坡上的宫庙，及迎恩、通泰、嘉惠三道城门位置现在怡然街219号院大门，最接近原来迎恩门所在位置。大门北望，从滨江路两幢高楼的间隙，直指长江北岸，是龙穴位唯一保存风水较好的建筑，虽然已经变成高楼，但保持了与原来相对一致的走向。此处北面，江水一弯环抱，长江北岸众山层层降下，环成朝拜之状，迎山、护砂、卫砂、朝山、环水，组成强大的簇穴之相，一呼百应，层层有序，俨然王者尊严。周铭祚《修迎恩门楼记》里，专门对迎恩门的重要性进行描述：“迎恩一门，去江不百，武水（大水）溢门，吞巨浸如环谷，其圮颓视别门为甚。……官司迎送必于是乎出。……斯门完否？邑治盛衰系之。从无有见及此者。”

“民国”版《江津县志》所载周铭祚《修迎恩门楼记》周铭祚认为，迎恩门从功能来说，是迎送上下级及朝廷圣旨的地方，这道城门是否完整，关系着江津全县的盛衰。但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幸好来了一位云南出身，懂得风水学说的王行恭县长，不仅“潜心理学，博极群书”，而且“廖赖之术，尤极究心焉”，重修了迎恩门，改善了江津风水。至此，鼎山→石子山→金钗井→县衙→大通桥→怡然街，江津龙脉城内风水走向一目了然。

《县志》所载由鼎山脚下石子山至“落坪”金钗井，再折而向西到“县衙—文庙”片区，再沉降到“北固门街—通泰街”，最后由大土地街降到迎恩门“结穴”，完成龙脉千里奔驰的最后栖居；如果改造这片老城的话，建议与步行街连成一片，很有气势，而底层改为“江津老城宫庙博物馆”，上面可塑龙的造型，以示古人风水龙脉之意

以鼎山脚下小塔为起点，连接迎恩门，形成江津老城中轴线，这是江津首次揭示老城中轴线的存在；它作为建筑语言所暗示的意义，跟北京中轴线一样，这为今后城市改造提供了学理和城脉上的依据

明洪武八年，邑令田子贞增修两庑斋堂。永乐十六年（1418年），临川人、永乐十三年进士、知县袁旭，与县丞王应辰牵头重修明伦堂及配套斋舍、馔堂，并凿泮池。此后，知县须商、何信，相继补修。江津太和人梁混写有《重修明伦堂两斋馔堂记》叙述该事。
明成化年间，四川按察司副使彭韶主持泮池砌石工程，“给泮池两岸砌石修平”。儒学门原在文庙左腋，嘉靖十六年知县杨元吉从师生之请，始迁建于右，但明朝末年张献忠入川，文庙再次被毁。康熙二十二年，知县王璧重建，邑人龚懋熙有记。其中涉及泮池的有：“至棂星诸栅，甬壁、泮池，更粪秽山积，目不忍观。”雍正八年（1730年），知县王朝选对文庙改建，修崇圣祠及明伦堂，并增建大成殿正龛及祭器。又于棂星门前建设仪路、礼门二坊，改筑围墙，修砌泮池，规制粗备，使文庙规制符合礼制标准，训导陈弥六有《记》。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曾受一主持续修文庙，修葺大成殿、浚泮池、建棂星门，并在文庙左畔修建文昌阁以补风水。注意，梁混的文章并没有写袁旭“凿泮池”，但“民国”版的《江津县志·学校志·学宫》却有此语。乾隆版载为：“泮池在文庙前，知县袁旭开凿。”由此可知：泮池按文庙规格修建，源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农历六月至宣德元年（1426年）之间。按梁混《重修明伦堂两斋馔堂记》所载，1420年8月就完成了大殿修建，同时进行“戟门两厢及庑若干楹”。

从文庙布局来看，典型顺序为：学宫大门（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文庙核心）→明伦堂（讲学核心）。明伦堂的修建时间为“越丙午，嗣建首明伦堂，次及两庑斋舍”，“丙午”为宣德元年，即1426年。以上可知，泮池可确定是1420年开始修建，但要完成凿渠砌石，与文庙一同完成并投入使用，应该在1426年前。但是《江津县志·学校志·池石》却又有一处记载的泮池为：“莲池，县东二里许，广三十余亩，元时凿渠引水入泮池，由大通桥注之江。”即元朝时已经凿渠引水入泮池，那么为什么又记载“知县袁旭开凿泮池”呢？有两种解释：一是元朝时的莲池，原来叫泮池。但不是文庙里的那个泮池，是莲池的乳名。这个解释有点牵强。二是元朝时凿渠引水至莲池时，水源经过文庙，形成一个天然的泮池，但与明朝修建的文庙建筑标准化泮池不同，很简陋，或者就只是文庙前的一道沟渠，上面可能有简易石板桥之类。所以才有后来袁旭根据标准礼制的“凿泮池”。个人比较认同第二种。元朝江津人凿渠引水至东面的莲池，这条水渠，文献上没有给出位置，也无文献记载，但从城市布局及城内居民饮水来看，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砦溪之水从原入城位置分流，经南面城墙外绕南安门向东，进入莲池。这种可能性可以从咸丰辛酉年（1861年），江津县长谈廷棫为防太平天国攻打江津，将几江老城东、南、西三面，深挖城壕作为护城河，作为辅助想象。该池宽2丈（7米）左右，深1.8丈（6米）左右，完全可以增加太平军攻城难度。这直接把几江城市变成以长江为核心防线的军事半岛。另一条则是与后来渠沟一致的线路。砦溪入城后分流部分向东，经泮池，绕文庙东侧入莲池。这样一来，砦溪之水各向东向西，将文庙护卫，形成环抱之势。这也与县志《莲池》的叙述一致：凿渠引水入泮池，最后从大通桥注入长江。

元朝凿渠引水的两条路径，一条是城外，一条是城内，但从后来的呈现来看，城内引水线路可能更恰当

池石一节的解释：东门外水心池水沟，先是县脉之右水，原从关帝庙后出江；明中晚间误将出江水口筑堤壅塞，引右水横流于左道入泮池，大伤县脉等其实，早在袁旭之前，《江津县志》就记载：“元时凿渠引水入泮池，由大通桥注之江。形家谓掘沟过金钗井，县脉被伤，科第之减，以此亟宜培复。”元朝凿渠引水到莲池时，经过了江津龙脉最重要的“落坪”节点——金钗井，这是从鼎山到半岛的重要风水线。风水师们认为“掘沟过金钗井”这一行为，将风水线主脉割断，导致县脉被伤，造成科举锐减。而袁旭的行为，带来蹇滋善文中所说的“春夏涨溢，右畔之水横流而左，而县脉之穿平田处，汨没被冲”的后果。精通风水的曾受一县长认为“科甲之减，盖由于此，急宜培复”。蹇滋善文中记载：“晚明因当事者误信形家言，于古关帝庙前右水出江之处筑堤壅塞，误作龙脉，而右亦不能出江矣。”明末因风水师误判，将从旧关帝庙出水的通道误作龙脉，认为龙脉未经城内，所以要切断右水，筑堤拦它，引导其向左，经城内太极河游出去，才有益于津城。这一行为人，是袁旭。至于风水师是谁不重要，因为采纳意见并付诸行动者，是袁县长。

龙脉沉降至金钗井，因连接泮池和莲池的沟渠凿穿龙脉，“龙脉遇水则止”，故有风水上伤县脉之说

江津鼎山居右，为白虎位，凶星势强，于是在左边青龙位建白塔、文星阁及高家坪文塔，以增强青龙力量

泮池水系，以泮池为“龙眼”，将砦溪、莲池、长江，组成一个生生循环的双太极格局，其“山—溪—池—江”的水利建构，体现了古代水利工程因势利导，以人为核心的设计意图，已经成为江津文脉的物质载体。总体来说，江津文庙泮池的水源变迁呈现出“自然主导—人工干预—风水重构—生态修复—城市破坏”的演进脉络。北宋至元代：以鼎山砦溪为单一自然水源，体现“天人合一”的水利智慧；明代：风水改造导致水系紊乱，县脉受伤；清代：通过疏浚扩建莲池，形成“双水源”体系，兼具实用性与文化象征；当代：城市发展使泮池消失，砦溪消失，水道破坏，城市太极河变成地下暗河，一千多年的群体空间消失，仅剩文化符号意义。但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依然是江津城市文脉的核心标识。泮池核心水系的文化象征意义依然存续，成为江津古城活态历史的重要见证。希望江津文旅能在今奎星广场复制当年文庙沙盘，修复泮池建筑，并沿城内太极河作出图文标识，让江津人行走在城市街道时，知道脚下流淌了数千年的太极河仍在顽强游走着，那些细碎的涛声，还与历史上的潮涨潮落相呼应。也许未来人口减少，城市旧房推倒，江津政府突然想恢复城内太极河，两岸植柳栽花，蓝天下老城波光荡漾，鸟鸣花香，云影共色，一片生机勃勃的景气。这一切，也许就源自本文唤醒了一代人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责任。



作者简介：
谭蘅君，重庆江津人，全国语文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副理事长，编著、主编、策划各类图书杂志近200种，其中《新文化作文丛书》成为全国部分名校作文专用教材。编著的《文化底蕴》曾列中华图书网畅销书榜首，汉江论坛曾推选为“十大好书”之一，与余秋雨《我的一生》、中央电视台同名热播电视剧《亮剑》等同列榜上，专著《文化教学概论》开创了中国原创“教学文化学”先河，主编的《中等师范教育百年历程》，填补了中等师范教育研究的空白。 谭云籍，重庆江津人，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研究生，就职于成都环投集团。曾担任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网站部主任，参与文化作文图书和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教材编写，获得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喜欢文化写作，爱好计算机编程设计等。

来源：巴渝水利与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