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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龚孟坚是江津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按文史资料“三亲”原则，本期推出本土文史作家、龚孟坚妹夫邓新华先生回忆龚孟坚的文章。因属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所以不一定全面，甚至可能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敬请理解。希望大家拿起笔来，按“三亲”原则，进行补充，或撰写其它文史稿件。]
（龚孟坚）2018年的冬天很冷，严寒中的一天上午，几位原江津师范毕业的同学相邀约前往江津中学本部看望他们的恩师、校长龚孟坚。临走时，87岁高龄校长抱着病体，坚持要送这些同学下楼，目送同学们远去的背影……之后，龚孟坚感到非常疲乏，回到屋里就躺下午睡了。这一睡，他就永远没有醒过来。龚孟坚安葬于双石乡的一座陵园的高坡上，在此远远望去，能隐隐约约看到江津中学校校园。生前他说过，我这一生很平凡，在江津出生、成长、办学、教书直至退休。从县城出发，先去东南方的广兴场，后去南边的蔡家岗，西北的石门场，西方的白沙坝，最后又回到县城几江……就这么简单。一生在家乡兜了一个圈，我死后也一定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融在一起。1950年，龚孟坚去江津县与綦江县交办的广举场时化中学。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3年去江津三初中，1960年去江津四初中，1971年首批干部解放后参加了县教改小分队，1974年调江津师范，1987年调江津中学直至退休。1991年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创办津辉职业学校等。他从19岁开始,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校，先后任校长或党组织书记。职称评定中龚孟坚被评为高级讲师,他担任过重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江津教育学会副会长,曾被评为省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出席过全国教育先进代表大会。退休后积极参与关工委的工作。纵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熊秉衡、刁光明、龚孟坚傅道文、等江津学校领导,他们是一批江津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德高望重的教育专家,颇受世人尊敬。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和大家一起撑起了江津教育的一片蓝天,几十年来培养出了一批大批优秀人才,为江津的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龚孟坚常被教育界誉为“冒尖校长”。他的一生 是新中国成立后江津几十年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一校之长，在教学上他还有一种特殊本领，那就是无论哪个阶段，无论在哪个学校，只要有老师请假缺课，在没有专科教员代课时，无论数理化或是文史类的课程，他都能接过教科书和粉笔，走上课堂。此并非敷衍，同学们反映教学效果非常之好。久而久之，教育界传出他的另一个誉名“全科校长”。在江津县委书记任上任期最长的老领导凌文远，调重庆任政协副主席。有一次在回津调研，在座谈会上，分管全县文教工作的负责人黄岳威等同志在汇报到江津教育工作时，有的涉及学校管理和教学质量问题，老领导打断汇报，插话道：“我早说过，江津不是没有人才，是大有人在。你们啷个不把像龚孟坚这样的教育人才，弄起来在全县发挥作用。人家才是专家。”教育学，在学科领域里，从来都是一分量厚重，需要不断付出创新、极富挑战性的学科。人们会问，龚孟坚学历不高，没有大学文凭，仅仅一个高中生，怎么就能成为教育专家、模范校长？我想答案除了他把一生奉献给家乡教育事业的忠诚、业精于勤、博学多才、学海奋舟、苦干实干的精神，以及师德，品格魅力以外，可能和他幼年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几十年来在教育学理论钻研，学校管理，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大胆创新探索，艰难跋涉历程有很大的关联。在龚氏家族里，龚孟坚父亲是教师，妻子是教师，两个妹妹也是教师，一家人都是“教书匠”。1931年3月22日，龚孟坚出生在江津县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就开始接受这个家庭的熏陶感染，父亲叫龚秉仁，母亲名朱曼梨，父亲曾就读东南大学。母亲就读于上海美专，她喜欢音乐，常在风琴上边弹边唱，歌声清甜。堂屋墙壁上有四幅《朱子家训》的篆刻，在玻璃门的大书橱里，则是父亲的藏书，大多是社科文史和小说。这个书橱是龚孟坚的最爱，他帮着父亲分类编号，还时不时地取出一本来看看，有的诗词和文言文，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完全不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家庭里，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一坐下来就是好几个小时，还喜欢唱歌，对音乐和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对文史、数学、哲学兴趣更浓，他“泡”在书堆里，他长大后，时不时地也有感而发，撰上几首古体诗词。龚家没有住房，那时借住在县城斑竹巷44号外婆的房舍里，外婆叫李懋清，外婆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党委书记李初梨的亲堂妹。当然，青少年时代的龚孟坚，对他思想认识影响最大的还是父亲那段革命斗争经历。父亲龚秉仁，在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是一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反军阀、禁鸦片的革命活动。1925年在学运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位介绍人均先后牺牲于南京雨花台。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派她前往武汉和南昌，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周士弟师政治部助理员，兼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南下，起义失败后，上井岗山前，党组织为了保存党内的大学生干部力量，派遣他返乡组织斗争。他在陈毅部下，曾任过陈毅秘书，两人私交关系很好，返乡回津的前夜他与陈毅同床共眠。临别时，陈毅以两块银元相赠，以作路费，从江西出发历经两月才回到江津。他曾任地下党江津中心县委书记，参与领导“九三”起义，后被捕入狱，经受住了“点天灯”等酷刑，他严守了党的秘密。由于身份未暴露，加之外围多方营救，他得以出狱。出狱后在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龚家曾举家迁往鹤山坪。龚孟坚就在麻柳继续上小学，那时不少的教员是上了大学回乡的，不仅文化高、书教得也好。那时正值抗战时期，他还亲眼目睹过日本人的野蛮，老师们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同学唱《义勇军进行曲》，赶场天在学校演了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读高小时，放学回家后，父亲给他另加了学习任务。教他学写毛笔字、学算术、读古诗词、讲古文，诸如《古文观止》之类的篇章要求他背诵，如有懒惰或不认真，便要打手板惩罚。严格的家庭教育对龚孟坚的一生起了深远的影响。照现在的说法，真的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培养了他学习尤其是自学的主动性、意志力和推理，逻辑思维的能力。龚孟坚在江津中学读完初中和高中，父亲要求他住读，一周才准回家一次，初中童子军训练，穿着制服，手持童子军棍，很神气。高中三年更有军训课。平时要求着装和内务整洁，皮带和绑腿要扎好，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每餐吃饭是限了时间的，有值周老师监食。吹哨子喊“开动”，才能端碗动筷，不准讲话，整个食堂只听到一片吃的声音。记得那位军训教官很凶，据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位校级军官。宿舍里只要一听到皮鞋响，就知他巡夜来了，同学们马上鸦雀无声。那时的江津中学，其实学习条件和生活设施是十分简陋的，学校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长江边上挑，学校雇了七八个壮劳力，挑很大的木桶，从江边挑上来，从小西门挑到三倒拐，把水倒在厨房或烧水房外面的水槽里。学校那时也没有电灯，上晚自习教室用的桐油灯，两人共用一盏，一个晚自习下来，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后来才有了电灯，但照明度不够，还得要用煤油灯补充才能上晚自习。就是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江津中学仍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江津中学在川东地区也有了名气。江津中学有很好的读书风气，图书馆阅览室里，摆着的《科学画报》《世界知识》等书刊对龚孟坚吸引力最大。他经常去常翻看。学校还有《四库全书》《中学生文库》等，但多是文言文，大多看不懂。学校的师生组织有社团，常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人生等问题。社团大的有《索尔斯》《毋忘》，小的多得数不清，大家不约而同地进行出墙报比赛，中堂的墙壁上贴满社团的墙报。龚孟坚和另一同学合作办了一个英语小报，自己选材和写作，美化后刊出。学校里有时有人来卖苏联书刊，龚孟坚在高中时就先后读到了《日日夜夜》《青年卫军》《铁流》《母亲》等苏联的文学名著。一次在买书时还获赠送一张列宁的彩色画像。龚孟坚读了很多进步的文学书籍，思想受到很大的触动。他特地精心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拿回家挂在墙壁上。多数同学还是想报考大学，梦想当工程师，所以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龚孟坚和几个好朋友诸如吴泽荣、张祥高、韩银华等，常在一起讨论，还弄来了大学先修班的数学题，一看难度很大，远远超过教学内容，一个代数，一个三角方程，一个几何证明，往往要思索许久，解出好几张稿纸，不过各科教师都很好，很爱护学生，数学题可以去找教数学的教务主任刘利撝老师指教，英语找向玉辉老师帮助。龚孟坚对英语很有兴趣，坚持用英语写周记。学校表面很平静，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多。周一早晨是纪念日，集合站队后先唱国歌，集体背诵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然后是校长训话，无非讲点忠、孝、仁、爱之类的传统道德，讲讲纪律，很少讲时事政治。但实际上，那时已经有地下党在校内秘密活动了，记得组织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活动,龚孟坚和许多同学都参加了。学校当局反对，听说警察还来抓了人。那时候的学生年纪都偏大，有的学生很有背景，完全是公子哥儿，穿着海派装，比钱多，平时不读书，考试时作弊，有的常常跑出去吃喝嫖赌，晚上翻墙回校。社会上的风气更糟糕，记得江津选国大代表，搞得乌烟瘴气，为了拉票，只要是一碗红烧面，再拿一点钱就必须选某某人，若不然，选举场门口站的几个背棒棒枪（就是挎着连发枪、提着手枪的打手，团丁）就对你不客气。至于地方上的保甲长们，更是借此大肆敲诈民脂民膏等，谋取不义之财。。1949年龚孟坚高中毕业，去沙坪坝报考重庆大学，报名体检时才发现患空洞型肺结核，并发现开始咯血，报考资格被取消，这个病在那个时代就是重症，给他后来带来了这么多痛苦，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父母亲十分着急，要他天天吃中药，不许看书，卧床休息，不许出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的消息，就是他在阅览室的报纸上最先看到，他无比激动，在同学中奔走相告。在县城小什字街口，龚孟坚和同学们参加了解放军进城的欢迎队伍。他感到热血沸腾，没过几天，西南军政大学招生，班里好几个同学参军去了，看到他们一身解放军的着装，龚孟坚好生羡慕。195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病情稍有些好转的龚孟坚，告别了父母和妹妹，背起背包和提着一口旧箱子，穿了一双草鞋，一个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程。他由数学老师介绍，去津、綦边界的广兴场时化中学作数学老师，出了东门，过了大沙坝，翻过青草背，走了大约20公里，从顺江过綦河，在顺江场口登上由猫儿沱通往綦江万盛的小火车，这实际上是一长串的货车后拖挂的两个车厢，坐着这种当时被称为的“鸽笼子”的车厢里，进了广兴场，街是石板路，走一段又上几步石梯，最后还上了几十步石梯才跨进了校门，几十双同他年纪相仿的眼睛新奇地望着他，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是规模不大的初中，只有五六十个学生。他们大多数是“读翻身书”的农民。学校只有一幢小洋楼算是教学楼，共四个班。该校原来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戏剧家赵铭彝先生由重庆来此创办的，一批进步青年在此任教，解放后他们便离开参加了新的工作。之后是綦江、江津来的和本地的教师在支撑着。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江津学生联合会在白沙江津师范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龚孟坚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前往参加，从广兴坐小火車到顺江，过江到冬笋坝，那时候成渝铁路还未修，就沿着路基走到白沙去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布署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过后他又由时化中学分配到蔡家区作宣传，龚孟坚回校后立即组织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宣传队，由他带队，自带背包、二胡、笛子、幕布等就出发了。这是他经历的人生第一次的洗礼。他带着队伍一路问着路走，翻过了黄泥坪和猫山两座大山，在高过人的茅草小路上穿行，那时还要随时防避残余匪徒的暴乱，队员们情绪很高，到了蔡家已经天黑了，在区公所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就下村了，农会的干部很热情，立即通知群众来看宣传队演出。回校后，又接着组织全校师生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1951年春天，乡政府通知龚孟坚参加土改工作队，驻广兴三村的一户雇农家里。乡工作队长是綦江县公安局长王道一，一块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小学教师还有叶元喜、杜高陞、邹开华等好几人。龚孟坚负责统计工作，一方面认真贯彻执行当时的土改政策，另一方面与农会干部一道，注意发现和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有时深夜才回到驻地，房主人很热情，总是把饭热留在锅里，虽然只有一碗豇豆汤或南瓜汤，两个苞豆粑。龚孟坚感到这“土改工作”的实际锻炼比上次做宣传工作要大多了。士改还未结束，龚孟坚就奉工作队之命回到了学校，并被任命为当广兴时化中学校长，此时他刚19岁。时化中学是私立，原来的校长主任在革命风暴中下台了。解放前支持赵铭彝先生办学是买卖木材的民族资本家张克尊筹措的，现在他已没经费了。学校没有了办学经费，校长和老师们也没有领过工资，有时几个月发一点少许的津贴，够吃一顿饭，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至于学生们都是贫苦农民，连买书的钱都缴不起，更谈不上向他们收学费。上任校长的头等大事就是筹措老师吃饭的钱。而乡政府，乡农会，工作队忙于抓巩固新生政权的各项工作，顾不上抓学校教育，县政府在白沙也很少与学校联系，龚孟坚只好自去白沙找到县府文教科科长漆靖邦，漆靖邦正忙着搞“三反”运动，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表示没有钱给他，就只给他出主意，叫他去北碚找川东行署文教厅。龚孟坚当时不知道北碚在何方，便一路问到北碚，找到川东行署文教厅，才知道国家非常关注这批从旧中国过来的学校，并向龚孟坚透露了国家将采取措施解决这批学校的问题。厅长立即就批给他500元（人民币旧币500万)补助办学。龚孟坚高兴地返回了学校，不料等了几个月仍没有等到汇款，又无电活询问，龚孟坚只好再动身去北碚，这才知道是厅里的会计在搞鬼。此人在“三反”运动中自然被惩罚。厅长立即再补批汇给了龚孟坚500元。有了这笔经费，广兴时化中学得以生存了下来。1951年底，川东行署通知全川东区的公私立中学校长，各专区文教科干部 ，大约三四百人，集中在北碚川东行署学习，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原来什么都不懂的广兴时化中学校长龚孟坚，第一次受到党的比较宏观的政策的教育，他看到了《中学暂行规程》《中学暂行教学计划》等。这次学习对他来说起到了一生从事教育的启蒙作用。紧接着就是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川東区主要领导阎红彦等分别作了形势报告，人人都要检查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是一场触及人灵魂、人人都要过关的政治运动。当时校长中的共产党员很少，龚孟坚因学校靠近綦江县，便被规划到綦江小组，同组的有姚大年，杨朝汉等，校长中他算一个小青年。这以后便是江津专区的中学教师集中到江津县城进行思想改造学习。1952年，四川几大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1953年初全省的中学教师集中到成都，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龚孟坚和他父亲龚秉仁都同在成都四中学习。几所中学都住满了学习的中学教师，听大报告就集中在四中的大操场上，大家席地而坐，然后就是分组讨论。几年间，龚孟坚经历了几场运动，时代风暴给了他不大不小的冲击和历练，使他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他一生从事教育，特别是今后走上学校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1952年12月，中央决定接收私立学校，宣布了省教育厅的文件。广兴时化中学改为公立学校，并迁去蔡家与笋溪中学合并，命名为江津第三初级中学。在成都学习结束时，省里请来了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给全体到会人员讲授教育学和学校管理的专题内容。俄语翻译成汉语，龚孟坚几乎全部都记了下来，记了满满一大本。他不仅获得了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教育学的研究兴趣，使他懂得当校长搞教育不能是外行，必须努力学习教育科学。他针对性买了一批苏联教育科学的书籍，比如当时著名的《教育学》《学校管理》《教育诗篇》和《心理学》等，抓紧时间学起来，奠定了他对教育职业的认识和对教育科学理解的基础。回到蔡家岗后，学校立即开始招生。学校工作在龚孟坚的全面主持下，积极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建立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文件，逐渐走上正轨。从1953年到1956年的几年间，龚孟坚对照教育学知识，每学期制定学校工作计划，建立学校各种规章制度，检查教师教学情况，检查班主任工作，提倡教师自制教具，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号召学生讲读革命故事，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学校很重视教师的政治学习，县委常派理论教员来校讲政治时事课，孙朝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从1953年起，全国在教学上推广流行的“五段式教学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这种号称“红领巾教学法”在全校试行一段时间后，虽然对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推动教学研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显现出它的程式化、机械化的缺陷。这使得龚孟坚对教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教学大纲，教学法和教科书籍。1953年开始,龚孟坚能领到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到第一次正式定工资级别时，他每月能领到54元工资，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待遇了。每月吃饭花四五元钱外，他还要供两个妹妹读书，此外，他常常资助贫困生上学，为他们缴生活费用。母亲到学校来照顾他的病，每天熬中药，用茅草根炖鸭子，后来还能服用到雷米封、钙片和鱼肝油，结核病的治疗使他的病情得到了进一步好转。当时龚孟坚人年轻又未成家，除了工作他就是学习钻研业务知识，常常学习到深夜，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是关起门来读书。这时，龚孟坚感觉知识不够用了。他自己急需“充电”，恰好有个机会来了，要选拔一批校长、主任去四川省教育学院脱产学习，县文教科通知龚知孟坚去体检，但结核病还没完全好，希望又落空了。于是无奈之下，他只好坚持自学这一块，自己给自己又加码。校工反映说：常常见龚孟坚校长宿舍灯光彻夜不熄，这是他读书到天明。龚孟坚1955年加入共青团，1956年经蔡家区区委陈炳海和本校吴正祥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1956年中央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指示发布后，江津县第一批吸收入党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人们对龚孟坚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认同与评说：当时江津一中的校长熊秉衡、三初中校长龚孟坚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五六十年代在学校贯彻得好的典型，尤其是对待老教师的团结使用上做到了人性化。他们深知老教师都是解放前过来的，都多少有一些政历问题，只要在原则范围内，就大胆重视使用，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关心他们生活，重在表现，注意调动他们教学上的积极性，发挥好他们的一技之长，并传、帮、代好青年教师。这成为后来人们的美谈，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戴。江津三初中经过几年的努力，赢得了好的声誉，首先是教学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每年升入江津一中的学生较多，入校后表现都很好，升入中师、中专的学生也不错，就是回乡务农的大多也担任了基层干部。为此，县里比较重视，常派人来校指导和捡查工作。龚孟坚成为为“津柏公路”这一片教育界的负责人。鞠世芳、漆宗琴分别在李市和夹滩办了初中班，她们常到蔡家来学习参观，交流教学经验。接着经历了整风反右，反右倾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对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人际关系也搞得非常的紧张，有三位中学校长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不久，中央指示纠风，时任县委书记的凌文远，主管教育的副书记聂荣贵，多次在中学校长会议上，代表县委表示歉意，三位校长又恢复了职务回到了学校。1960年，龚孟坚奉命调到石门金龙江津第四中学任校长（即后来的江津五中）。这实际上是一所戴帽高中，规模比较大。高初班级20个，师生有好一千多人。当时的教育方针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战线正在刮“三高一大”风，即要求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大面积丰收。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不科学的，因为它不符合教育规律，是大跃进在教育界的产物，搞得全校师生都很紧张，老师上课前要试讲，通不过则不能上讲堂，还要挨批评，大家常常加班到晚上十一点才下班。时置灾荒年，只能煮点牛皮菜干充饥，教学如此，而生产劳动任务更加繁重，校办农场近100亩，其中水田要租牛来耕作。自然灾害年间，龚孟坚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是粮食定量领导干部带头减量月供19斤，为最低口粮标准。龚孟坚本来就有病，坚持扛起繁重的工作担子就不错了。一次在学校为全校师生作报告，在台上昏倒了，那只还带有温热气息的麦克风话筒滚落一边，这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台下并未引起过大的骚动，那一双双担忧焦急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主席台，校医等人立即把校长扶下，用担架火速送往镇医院。在医院里龚孟坚校长苏醒过来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急着要回学校去，医生阻止了他，说要观察并且要输葡萄糖注射液。当他得知眼下尚只有一瓶，而另一床住院病人也需要输时，他坚决地拒绝输液。这种不起眼的营养液在大荒年却是救命的呀！他当天就出了医院，晚饭后坚持去办公室上班，直到两节晚自习结束后，才熄灯准备回自已的宿舍，这期间不断有老师或职工来他办公室，对他们爱戴的校长表示关心，他们深知月供19斤口粮，对于一个年轻的校长是面对怎样的饥饿和困境，但他们的校长表示心领了，东西一一拒收了。当他关门时，又发现在门口放了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芭蕉叶包的十来坨高梁粑。他知道是学生送来的，因为今晚学生食堂的主食就是高梁粑，他心头一热，立即把这包东西送到了学生食堂，尽管此时他早已饥肠辘辘了。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年头，由于口粮短缺，饥饿成灾，长期营养不良，师生中患浮肿病的越来越多，包括校长也不例外。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不期而遇的血吸虫病灾又迎头袭来，皆因有同学下村去劳动返校后，突发高烧，不到一天就死了两位同学，灾害在校园内漫延开来，有六七人被感染，除了隔离之外，一般药物不起作用，县卫生防疫站的医生匆匆赶来，可又缺少对症的药物，形势严峻，立即派人去重庆求援，买回药物，才遏止住了传染的势头。在天灾人祸的几年之中，政府也十分困难，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级通知学校停办高中，全县同时停办了几所初中。后来在的时间里，学校提倡又红又专，实际上就是只讲政治，不讲业务，社会上开始批判修正主义，人们对有些问题虽有看法，但不敢讲，学校也在认真地贯彻上面的要求。江津四初中成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进典型，在江津专区和全省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代中，龚孟坚吃尽了苦头，在批斗走资派的动乱年代，一些人为泄私愤，对他施以非人的酷刑，他被吊过“鸭儿浮水”（把人反捆吊起来)，也尝过钢铁皮鞭的滋味，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待形势缓和之后，他被调到县革委会教育组下面的教改小分队，同事中有杨明鲁，黄诗群，罗积良，唐先盛，周永红等。那时的政策是天天讲政治，很少涉及教改业务。全县教育系统为了贯彻“五七”指示，把原有的中学解散，由各乡自办中学，在城里办起了农业大学，按那时的观点，“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把大部分的中学校长和教师下放到农村的中小学去，领导全县教育工作的是解放军的一个排长，后来是一个女护士，原来的领导都靠边站了。1974年，龚孟坚被调任江津师范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改为副校长，1981年任校长。在江津师范的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师范校的这块天地，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使他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能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创造业绩。在师范校的领导班子里，他与刁光明，陈思平等忠厚长者共事，得到他们不少帮助和支持。“四人帮”被打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之后开始拔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改革首先得从改革招生制度开始，大学、中专都恢复了考试录取新生制度。江津师范第一、二批考试录取的学生，大多数人的思想文化基础都比较好。他们普遍认为，自己通过考试入的学，有一种自然奋发努力向上的精神，使学校的风气焕然一新，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了教育战场上的骨干力量，其中一批人成了县市级的领导。江津师范过去就是省里比较有名的重点学校，所以很受上级的重视，常常有省和专区的教育厅局长或处长们来校视察和指导工作，每次都带着一个或几个问题下来作调研，或走家串户拜访教师，或深入课堂听课，或到学生食堂、学生宿舍了解实情。他们不搞特殊，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也不讲大话、空话和假话，师生们都看在眼里，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崭新的面貌。1981年，龚孟坚在省教育厅师范处的帮助下，总结了江津师范加强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就是热爱专业思想教育的经验，引起省里领导的重视，并指派他作为四川省唯一的中师校长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主要是高校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宣部长和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怀仁堂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龚孟坚校长在省里和专区级的学会里一直担任理事、常务理事，经常参加省里的教育学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学术会议。他认为不能只是议论议论，写写论文，而需要脚踏实地做一点事情。他针对教改中的实际问题，开始对农村小学教师应备的素质作了系列的调查研究，同时对中等师范学生教育实习的改革开展调查和试验。前者经过六年的追踪调查，写成的总结论文，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被重庆市教育学会推荐出席了在武汉召开全国教育学术讨论会。后者经过三年的试验和研究，制定出一个教育实践暂行办法，引起省教育厅的重视，正式发文件推广到全省的中等师范学校试行。龚孟坚努力学习教育发展的经验，用宏观和微观的理性思维，思考教育改革方针政策产生的背景和意义，以及现代的教育科学知识。他深知教育改革迫切需要理性思维，不能盲目乱来，重犯过去的错误。他注重在实践中研究、思考、总结，积极从事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写作，在国家级和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1987年，龚孟坚从江津师范调到江津中学作书记，除了做好学校的党务工作以外，党总支书记比起校长的事务性工作要少一些，所以他便有机会尽可能的做一些教育改革研究工作。比如在初中一年级开展全面发展教育的综合实验，在高中一年级进行学习心理的教育试验，开了一年的学习心理选修课，后来还做了一次学生学习心理的测试。这些研究性的活动，前后几任校长，如刘金华，黄永贵都是很支持的，专门成立了江津中学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室，配备了热心而又能力强的王会杰作教科室主任，在全县学生中抽样进行德育心理调查，学校把心理测试报告和德育调查报告，都铅印发下去供师生阅读和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1991年，龚孟坚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作了三年的兼职督学。这期间《中小学民主管理》和《中学生心理与品德》两本著作先后出版。1993年2月，他在重庆市教委几任领导和几位老朋友的鼓励支持下，在江津创办了一所私立职业高中“津辉职业学校”，成为全县第一家开展计算机职业培训的学校，办学中克服了诸多困难，在他的带领运筹下，全校师生共同努力，风风雨雨支撑了五年，终因银行贷款利息太高，债务不堪重负，后来顺应形势与英才实验学校合并，合校后虽然难题仍很多，但终为江津私立学校走出了一条路子。直到1999年，由于政府需要收购了学校,他和龚方程、罗祖宏、叶元喜、龚治华等诸多同事,只好在感激之余,在一种难舍难分的悲情氛围中各奔东西，解甲归田，真正回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中。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龚孟坚不能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了，他开始过起了单纯的退休生活。回顾一生，他走过了87个教育春秋,把人生的全部奉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2018年，龚孟坚同志离开了我们。一次，他教过的好几个学生偶然聚在一起聊天闲谈。这中间有在职的省部级和厅级领导，有退休的学校领导等，他们都是江津师范校的校友，所以他们自然地摆谈起母校，他们在回顾昔日母校的学习生活时，自然谈论到他们尊敬的校长龚孟坚。他们一致认为：龚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以其鲜明的教育理念，严谨务实的管理风格，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以及博学多才，光明正直的人格魅力，塑造了学校的灵魂，体现了一位中师校长在那个时代的担当与智慧。他坚信的是师范教育必须向基层，夯实基础，全面发展。教育管理者要深入一线，进行宏观到微观管理，直至每一个细节。这些校友都认为：龚孟坚校长用情感的细节，以严格的要求和深切的关怀，构建了师生对学校的认同和归属感。在他的带领下，学校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成为一个锻造合格乡村教师品格与魅力的“熔炉”。可以说，龚孟坚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等师范教育辉煌成就的一把钥匙，也为我们今天思考“何为好的教育领导人”，提供了宝贵的本士经验。龚孟坚是一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江津教育界的老黄牛。
（龚孟坚工作中）（作者 邓新华 著名作家，江津区（市）作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编辑：何正静主编：李 博终审：庞国翔
来源：江津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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