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供销社：从1951年走来，那排长队里藏着的黄金时代

江依依

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江津白沙镇供销社的木门前就排起了长龙。1978年的冬日，王桂英捏着布票和两元钱踮脚张望——女儿要出嫁，她得抢块红绸布。柜台后的老李算盘噼啪响，玻璃罐里的水果糖闪着光，屋外广播播着《东方红》，旋律铺在排队人群的棉袄上。
这场景的源头，是1951年江津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成立，这个带“合作”二字的组织，成了江津人生活里绕不开的印记，更成了不少人眼中“捧着金饭碗”的体面去处。



三尺柜台，装着体面与威严
1951年成立时，供销社只是县城里一间青砖房，可没过几年，“进供销社当职工”成了十里八乡最风光的事。穿的确良衬衫，戴“为人民服务”工作牌，走在路上腰杆都比别人直。尤其是站肉柜、管票证的岗位，更是让人眼红——那时候，谁家锅里飘肉香，多半得看供销社肉柜职工的脸色。
先锋镇供销社的张建军，是肉柜的“掌勺人”。每天清晨，他系着油渍围裙，用铁钩挂上半扇猪肉，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哪块五花肉给主任留着，哪块里脊给粮站熟人，心里早有账。他胸前挂着磨亮的钥匙，掌管肉柜铁锁，挥刀从不看秤，刀落秤平，多一两少一钱都由他说了算。旁边农资柜的刘芳打趣：“老张，你这肉刀比镇长的公章还硬气。”他不接话，嘴角却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有次，镇西头陈老太家老爷子病重，念叨着想吃猪肉，家里没肉票，她急得直掉泪。打听着张建军媳妇也姓陈，她在肉柜前徘徊几圈，终于满脸堆笑地上前乞求：“建军兄弟，通融通融，给我割巴掌大一块吧，我家老爷子快不行了，就想吃点肉……”
张建军擦着刀，眼皮都没抬：“亲戚也得有票！没票就是不行，规矩不能破。”周围人屏住呼吸，陈老太攥着衣角，望着钩子上的肉，嘴唇哆嗦着转身。背后传来他的声音：“供销社的东西，是给有票的人准备的，谁也不能搞特殊。”
那天傍晚，媳妇说：“今天肉柜那边好像有个老太太哭了，跟咱家沾点亲呢。”张建军没作声，夜里却总想起陈老太的背影——像极了他乡下的婶子，去年病着想吃肉没票，还是他托人找了张票送过去。



山货与农资，系着农人的柴米油盐
供销社的分量，不止于柜台里的紧俏货。1951年立社时“便民、助农”的宗旨，全靠这方柜台连着山里山外。各村按片划给供销社分管，山民们背着山货、揣着票证，翻山越岭也要来店里——农资柜的碳酸氢铵、农药，百货柜的煤油、布票，都得在这儿凭票换，而他们采的黄栀子、剥的棕片，也得交到收购点，才能换成一家人的缴用。
“要不是供销社的老郑，我家那片黄栀子怕是要烂在坡上。”嘉平镇农户刘木根总念着1976年的秋雨。山里连下半月雨，坡上晒的三百多斤黄栀子发了霉，他背着半篓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公社供销社，蹲在柜台外急得搓手。
负责收购的郑德明从柜台里探身，翻了翻果实，从货架搬下两袋碳酸氢铵：“这是你上月登记的化肥，先拿去撒稻田。霉了的栀子挑挑还能用，我记上账，晒干了再送来抵。”说着拉开抽屉，数出几张煤油票：“娃读书要用灯，这个先给你，也记着。”刘木根捏着票证，看他在账本上一笔一划记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那时候，收购柜台前总排着长队。黄栀子得晒干、无霉点才算“甲级”，棕片要宽过巴掌、纤维匀实，桐子得颗粒饱满——郑德明坐在柜台后，过秤、开票、记账，动作麻利。偶尔有带娃的农户，他从玻璃罐里摸出两颗水果糖，塞给孩子：“下次让你爹多剥点好棕片来。”
收来的黄栀子送药材站切片入药；棕片运去绳缆厂，轧制成棕绳，有的送农具厂捆农具，有的调给造船厂做缆绳；桐子倒进大缸等着榨油。郑德明每天盘点，看着仓库里的山货，总跟同事念叨：“这都是山民攀着石壁采的，城里的药铺、农具厂、造船厂，离不了咱这东西！”
1978年，江津供销社收的黄栀子够装满几十个大仓库，棕片能捆出两万捆棕绳。有次郑德明去县城送货，见药材站药工把江津黄栀子切片烘干，装袋时特意写“江津产”，忽然想起刘木根蹲在柜台外搓手的样子，眼眶一热——这从山头到城头的路，全靠这三尺柜台连着呢。



叹息，藏着一代人的怅然

1992年的一天，白沙镇供销社的铁门第一次没在天亮时打开。张建军的肉柜早撤了，他在菜市场租了摊位，举着刀喊“新鲜猪肉”，买菜阿姨瞥一眼：“比超市贵，还没检疫章。”有次陈老太路过，看着没人买的猪肉，淡淡说：“现在买肉不用看谁脸色了。”张建军的脸腾地红了——想当年，农民见了他，递烟的手都在抖，哪敢这样说话？
老职工刘芳记得最后一次盘库：积压的的确良落了灰，老式算盘被计算器取代，她画了无数粉线的柜台，被收废品的抬走时，她偷偷抹了把泪。有农民来问：“碳酸氢铵在哪买？”她只能指指路对面的农资店，那里的老板曾是供销社学徒，如今见了她，客气却少了当年的敬畏。
最让人唏嘘的是收购站的关闭。刘木根背着新摘的黄栀子来，却见大门锁着，铁栏杆爬满牵牛花。他站了半晌，掏出烟，对着空院子说：“当年你们刚成立，收一斤桐子给半两盐票，现在……”



老物件里的回响
如今江津的乡镇上，偶尔还能见到供销社的老房子。有的改成杂货铺，墙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被雨水冲得模糊；有的成了老人闲聊的茶馆，藤椅旁堆着当年装农药的空玻璃瓶。
刘芳的算盘被孙子当成玩具，算珠碰撞声里，还能听见当年柜台前的吆喝；刘木根家阁楼里，藏着印着“江津供销”的布票，夹在他卖黄栀子的账本里。老人们晒太阳时，还会说起1951年青砖房刚开张的日子——“那时候啊，供销社的门一打开，就像打开了好日子的盼头。”
从1951年青砖房里的第一声吆喝，到后来渐渐淡出视线，江津供销社的影子，藏在布票的折痕里，躲在黄栀子的光泽中，留在千万个江津人的记忆深处。它曾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踏实的依靠，也成了时代变迁中最鲜活的记忆——那些柜台后的骄傲与无奈，山路上的汗水与欢笑，最终都化作了长江边的风，轻轻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
（文章人物和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背景的典型化创作，旨在还原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



来源：清风拂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