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自传：《一条大河波浪宽》全本连载

罗学蓬

四户人家中，最先被社会淘汰的是原房东的儿子李光全。黄孃孃没工作，老公一死，她只好长期跑回黄家院子，死皮赖脸地求亲戚帮助，有时在山上一呆数日不能回来。李光全呢？属于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娇贵角色，早就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这下突然从天堂坠入地狱，他哪里适应得了？开初黄孃孃上山，总是把儿子带去，可李光全过不了乡下的清苦日子，受不了蚊虫叮咬，常常自个儿逃下山来，宁愿在饭馆里舔盘子。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动手抢夺顾客碗里的吃物，让人日妈捣娘地怒骂着满街追打。这样的场景，我撞见过好几回。有一次是在白果树，他从街边一个蒸笼里抓起两个刚出笼的馒头，转身就飞踏踏跑，也不怕烫，一边跑，还一边往嘴里塞馒头，碇子“咚咚”往他背上砸，他照样不理不睬。久而久之，黄孃孃拿这个宝贝儿子毫无办法，也就听之任之，自个儿呆在山上，十天半月难回一次家。
楼上的大牙床呢？就归了李光全享用。
那是1960年的夏天，曾淑良利用她到处打玩友，人缘广的优势，从铜罐驿罐头厂，开了一张150斤筒子骨的票，让老公罗跃光和大儿子王嘉兴，顶着毒日头，隔河渡水，几十里千辛万苦挑了回来。然后灶头上架起大锅，锅里高高地垒起筒子骨，烧起大火，一是巴望着能熬点油出来，再者呢？筒子骨上没剔尽的巴骨肉，筒子骨里的骨髓，也是极好的东西。更让全家人高兴的是，罐头厂里的实权派，以前听过曾淑良唱玩友，喜欢曾的唱腔，算是她的粉丝，还给曾淑良开了两大根肥实的猪脚杆。曾孃孃生怕一个灶房里的其他人看见，做特务一样把猪脚杆偷偷摸摸埋在筒子骨堆堆里，通夜烧火熬炖。
那一对大猪脚杆我们没看见，却没能瞒过独自一人居高临下，能俯视整个灶房动静的李光全。到了半夜，守在灶边的罗跃光实在困得受不了，歪着脑壳迷糊了过去。李光全看准时机，光着脚板，轻脚轻爪地梭下楼来。
第二天一早，曾孃孃大声吼叫起来，说猪脚杆不见了，把同一灶房的几户人家全都惊动了。结果，丢失的东西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只不过两大根猪脚杆已经变成了一堆白生生的碎骨头，李光全呢？躺在大牙床上，正睡得来吹扑打鼾。
曾孃孃指着被吵醒的李光全，痛心疾首怒斥道：“你娃好凶哦，老娘盐巴都没放一颗，白眉白眼的，你硬是把两根猪脚杆，啃得来干干净净！”
不久，李光全带着人来，把大牙床和单人床全搬走了。他把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钱一到手，马上去买古巴糖，伊拉克密枣，还有高价糖。
再后来，我们看到的李光全，就成了个一件棉袄烂成油渣的正宗叫花子。
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清早，有人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走拢一看，不禁大叫起来：“鬼儿李光全，这么冷的天，咋个跑到大街上来睡瞌睡？哎呀呀，人都硬逑鸡巴了哟！”
李光全若是命长，完全还有翻盘的机会。八十年代末，安子街整条街大拆迁时，根据当时的政策，那原属“猫猫药酒局”，后来被房管所收去的房子，政府全部按价退赔给了一直生活在黄家院子弟弟家中的黄建荣黄孃孃，那是一笔让我等几家佃户闻之心惊的巨款，只可惜那永远的公子哥儿李光全，已经无缘享受了。

罗学蓬

四户人家中，最先被社会淘汰的是原房东的儿子李光全。黄孃孃没工作，老公一死，她只好长期跑回黄家院子，死皮赖脸地求亲戚帮助，有时在山上一呆数日不能回来。李光全呢？属于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娇贵角色，早就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这下突然从天堂坠入地狱，他哪里适应得了？开初黄孃孃上山，总是把儿子带去，可李光全过不了乡下的清苦日子，受不了蚊虫叮咬，常常自个儿逃下山来，宁愿在饭馆里舔盘子。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动手抢夺顾客碗里的吃物，让人日妈捣娘地怒骂着满街追打。这样的场景，我撞见过好几回。有一次是在白果树，他从街边一个蒸笼里抓起两个刚出笼的馒头，转身就飞踏踏跑，也不怕烫，一边跑，还一边往嘴里塞馒头，碇子“咚咚”往他背上砸，他照样不理不睬。久而久之，黄孃孃拿这个宝贝儿子毫无办法，也就听之任之，自个儿呆在山上，十天半月难回一次家。
楼上的大牙床呢？就归了李光全享用。
那是1960年的夏天，曾淑良利用她到处打玩友，人缘广的优势，从铜罐驿罐头厂，开了一张150斤筒子骨的票，让老公罗跃光和大儿子王嘉兴，顶着毒日头，隔河渡水，几十里千辛万苦挑了回来。然后灶头上架起大锅，锅里高高地垒起筒子骨，烧起大火，一是巴望着能熬点油出来，再者呢？筒子骨上没剔尽的巴骨肉，筒子骨里的骨髓，也是极好的东西。更让全家人高兴的是，罐头厂里的实权派，以前听过曾淑良唱玩友，喜欢曾的唱腔，算是她的粉丝，还给曾淑良开了两大根肥实的猪脚杆。曾孃孃生怕一个灶房里的其他人看见，做特务一样把猪脚杆偷偷摸摸埋在筒子骨堆堆里，通夜烧火熬炖。
那一对大猪脚杆我们没看见，却没能瞒过独自一人居高临下，能俯视整个灶房动静的李光全。到了半夜，守在灶边的罗跃光实在困得受不了，歪着脑壳迷糊了过去。李光全看准时机，光着脚板，轻脚轻爪地梭下楼来。
第二天一早，曾孃孃大声吼叫起来，说猪脚杆不见了，把同一灶房的几户人家全都惊动了。结果，丢失的东西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只不过两大根猪脚杆已经变成了一堆白生生的碎骨头，李光全呢？躺在大牙床上，正睡得来吹扑打鼾。
曾孃孃指着被吵醒的李光全，痛心疾首怒斥道：“你娃好凶哦，老娘盐巴都没放一颗，白眉白眼的，你硬是把两根猪脚杆，啃得来干干净净！”
不久，李光全带着人来，把大牙床和单人床全搬走了。他把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钱一到手，马上去买古巴糖，伊拉克密枣，还有高价糖。
再后来，我们看到的李光全，就成了个一件棉袄烂成油渣的正宗叫花子。
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清早，有人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走拢一看，不禁大叫起来：“鬼儿李光全，这么冷的天，咋个跑到大街上来睡瞌睡？哎呀呀，人都硬逑鸡巴了哟！”
李光全若是命长，完全还有翻盘的机会。八十年代末，安子街整条街大拆迁时，根据当时的政策，那原属“猫猫药酒局”，后来被房管所收去的房子，政府全部按价退赔给了一直生活在黄家院子弟弟家中的黄建荣黄孃孃，那是一笔让我等几家佃户闻之心惊的巨款，只可惜那永远的公子哥儿李光全，已经无缘享受了。

罗学蓬

5、在那左风劲吹的年代里

1957年公私合营后，江津开照相馆的老板，全都成了“江津国营摄影总社”的职工。区别在于，前老板们除了每月工资，还能多少不等地拿点定息。像我大伯罗文祥，以前开在衙门口的“仿容照相馆”最大最漂亮，他的定息自然也就最高，每月20来块定息，加上30多块钱的工资，接近60块，成为江津国营摄影总社排名第一的最高收入者。而且头上还戴着一顶资方经理的帽子——遗憾的是，在后来接踵而来的一个个政治运动中，“资方经理”被弄成了资本家的另一种叫法。
我爸爸呢？因为开在板桥街的“红征照相馆”系他和四爸罗文彩、细木匠周开全三人合伙开的，本薄店小，每人每月的定息，也就只有二块七角钱。加上工资，每月也才30多块。社会成分呢？官式称谓叫做“资方人员”，就是达不到资本家的水平，但比一般职工经济条件要好许多。可是在具体执行中，一到关键时候，单位领导从来就把资方人员，视为资本家对待。
高悬在照相馆大门旁的那块黑字白底的招牌，让所有过去的老板和职工，全都感觉到了扬眉吐气，今非昔比，觉得自己从此高人一等——那就是招牌上面的“国营”二字。
既是国营，气象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上面新调来的年轻的支部书记兼公方经理白定华，让人备办了各种文体活动用具，要求职工们每周一、三、五晚上，到衙门口总社参加活动。楼上楼下，灯火辉煌，下相棋，下跳棋，打克郎球、羽毛球、板栗球、乒乓球、铲小百分，撮牌，大家各显其能，一夜尽欢。虽然绝对不能带彩，大家仍然玩得十分高兴。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娃娃，楼上楼下，嘻哈打闹，四处乱跑。
紧跟着就是响应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各单位和居委会把每一个能动弹的人都发动起来了，自小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外婆也带着我上了阵。婆孙俩坐在小街对面的吉人巷巷口，因为巷口凉风绕绕，不绝如缕。外婆一手拿一个白色的羊皮小箱子，一手执木棍，我呢？一手拿一个铜盆，一手拿木棍，只要听到有人嘈嘈大嚷：“来啦！来啦！过来啦！”我们便啥也不顾，拼起命摇起脑壳一阵乱捶，顿时只见满街红旗红幅招展，响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都在嘈嚷来啦来啦，啥子东西来啦？请让我告诉你——麻雀来了。
那年月，全国人民都以麻雀为敌，而且不知是哪位战略大师提出的歼灭麻雀的超级宏大战役计划。即：全国凡有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全都动员组织起老弱病残，人人手执响器：唢呐、铜号、竹笛、盆子、皮箱，再配以无数面红旗和拴在长长竹竿尖上的红布条。只要麻雀一来，便一齐大声鼓噪。想那小小麻雀，闯入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岂能脱逃？无论你飞到重庆、巴县、江津，抑或是北京、上海，天津、南京，下面都有人等着你擂鼓摇旗吹唢呐，不准你落地喘口气儿，看你能坚持多久？
天才想出的伟大战役的确取得了巨大战果，眼看着那麻雀飞着飞着，因体力不支，就“吧哒吧哒”地掉落到地上、房顶上，有的砸在脑壳上，还伤了人。于是乎，全国各地的麻雀，不是被撵得来集体叛逃国外，就是被我们联起手来消灭光了，以至来年虫灾暴发，酿成大祸，粮食以及各种农作物，大量减产。
上下齐心，同仇敌忾杀尽神州麻雀，接下来，便是全民大炼钢铁大砍树。
火红年代，革命口号，高唱入云，“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以上种种，都是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
江津东门外大操场旁边的一堵白墙上，画着一幅《人民日报》发表，影响极广的彩色漫画和一段短短的宣传词。
画面是，一个头缠白帕，身穿赤膊白褂子，脚蹬草鞋的农民大踏步走来，所有的高山都向他让道。头戴高桶帽，西装革履的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双腿跪在中国农民面前，磕头如捣蒜。
旁边配的宣传词更是豪气冲天：“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啦！”
在那个左风劲吹的狂热年代里，江津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大脑失常，不断地干起了蠢事。
任务是各级领导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层层分解下来的，不容任何人置疑，反对便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沿着吉人巷进去不到两百米，一条小河沟突然横桓在眼前。河上，横跨着一座石拱桥。两端桥头旁边，住着两位在江津名声显赫的大人物，一位姓卞名稚珊，系黄埔军校初创时的军事教官，曾扩情、胡宗南、林彪、宋希廉均出自他的门下。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与卞稚珊同时期在军校任教官的，还有他的江津老乡聂荣臻。五十年代，卞稚珊是江津政协副主席兼民革主委，他的家，被当地人称为卞家厅。而石拱桥的这一端，是江津政协另一位副主席、兼工商联副主席，四九年以前的大盐商潘正文的大宅院。
就在两位名门望族大门旁边，与桥头不足30米的空地上，垒起了两个土高炉，每天烧得来黑烟滚滚，居委会和附近单位组织人员，牵起线线运来的矿石、木柴、煤炭，全都往这两座高炉里塞。
照相馆的白定华书记带着全体男女职工，一清早过河，太阳落坡才回城，到河对面达子沟煤炭去挑煤。一辈子没下过力的我爸爸挑了50斤，累得他皮搭嘴歪，两个肩膀，磨成了两砣血糊糊的烂肉。
矿石告急，于是上面下了死命令，一切金属物件，全都往土高炉里送。我就亲眼看到爸爸用起子，把衣柜上的铁制构件一一卸下，送到大河沟去喂土高炉。到后来连家家户户的锅，也必须拿去炼钢炼铁。
每一次产品出炉，都要举行欢庆仪式。响器班子摇唇鼓舌，弄得声震天地。几名壮汉用杠子抬着刚从高炉里掏出来的成品，在上面扎上红绸泡花，抬着游街报喜，城中镇委大门口一趟，东门外县委大门口又是一趟。镇委县委领导，都要来发表激情洋溢的讲话，对大家的劳动热情，予以鼓励。这一拨方去，另一拨又来，领导又按照刚才的固定模式，重复一遍。

罗学蓬

而那炼出来的产品，乌黑一大砣，全身密布蜂窝眼，就像一大块发泡了的发糕。游完街，报过喜，便扔在敞坝子旁边，任凭风吹雨打，再无人理睬。
办公共食堂，又是一阵风。所有家庭不准生火煮饭，违规要受惩罚，没工作的上居委会食堂，有工作的上单位食堂。吃饭不要钱，美其名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照相馆几十号职工，加上家属子女，那就是两三百口人了。八个人一桌，围拢就上饭菜，那就差不多有30桌了。吃饭时，也就不营业了，连照相场都密密麻麻摆满了桌子板凳，吃饭场面，那真是史无前例，无比壮观。大人娃娃，无论荤素，一律敞开肚皮莽起胀。上面说到做到，果真不收一分钱。
只可惜好景不长，没吃多久，干饭变成了稀饭，荤菜变成了素菜。到后来，连稀饭素菜也难以为继，锅儿吊起当锣打了。以前一分钱不收，现在也开始收钱了，而且再不围桌吃饭，而是各人拿起盆盆罐罐，规规矩矩去窗口排队打饭舀菜。以前说话细声细气的炊事员杨幺娘大权在握，这下说话声音也高了许多，而且一开口便瞪眼，我们这些小娃娃，从那时起，便开始怕她。
没过多久，上面又下命令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家家户户，自开锅火。
那时候，我已经满了七岁，一个已经跨进四牌坊小学门槛的小学生，对自已经历的事情，已经有清晰的印象了。
许多年后，我才查到了这场浩大运动的源头在哪里。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已生产钢400万吨）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砍树挖煤，找钢炼钢，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笔者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党中央一声号令，全中国顿时刮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狂风巨浪。
上面脑子一热，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便层出不穷，一招胜过一招。炼钢是一门科学，一项庞大严格的系统工程，怎么可能就凭在你家庭院，在田埂土坝子堆上，垒起一个土高炉，塞些木材煤炭进去，扔些铁块铁渣进去，就可以炼出合格的钢铁出来？当时恐怕相信的人就不会很多，可奇怪的是，这种事情竟然在神州大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是热火朝天，浓烟滚滚。
原因何在？很简单，因为自从1957年全国5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成为见人矮一等的“黑五类分子”，偌大中国，就已经丧失了说真话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八十年代末期，重庆作家协会组织十几名少壮作家，在南山上密密虎皮松林中的法国领事馆里写作一月，和法国领事馆仅隔着一个池塘的俄罗斯领事馆里，住着正在这里疗养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凌文远（建国之初的江津县委书记、江津地区行署专员），和因《玉蛟龙》而走红中国文坛的江津籍作家、重庆出版社资深编辑聂云岚。他俩听说我这个江津小老乡在这里参加笔会，便于某个傍晚，联袂前来看望我。
大领导和大作家不期而至，让我诚惶诚恐。踏着月色在松林中散步时，我从两位老人的交谈中，听到了发生在我生长的江津土地上的一个个凝重的历史故事。
一个是保护黑石山的百年老树。
1958年深秋的一天，县委书记凌文远在慈云检查工作，突然有人来报告，说白沙镇的领导带着人，拿着锯子斧头，正在往聚奎学校黑石山奔去，准备将山上的树木砍伐一空，运回白沙镇炼钢铁。凌书记一听就着了急，换了一双别人已经穿绒了的旧草鞋，带着随行人员，扯伸脚杆就抄近路往黑石山一路狂奔而去。等他们气喘吁吁赶到，白沙来的人早到一步，已经开始动手砍树了。凌文远立即上前制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大家讲聚奎学校的来历。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具有县委书记的凛凛威风，才把这满山遍野的大树小树，保护了下来，也才会有今日名震四方的黑石山风景区存世。
第二是谈饿死人的事情。
从二老谈话中，我才知道当年我曾深受其苦，遍及全国的浮夸风，已经到了何等祸国殃民的地步！凌老说，江津的饿死人没有合川、江北等县多，那是因为江津的浮夸风没有其它县搞得那么严重，所以后来上征购，也就没有那些牛皮吹大了的县多，饿死人相对就要少一些。
凌老谈得波澜不惊，相当平谈，但我却从中看到了不一般的情景，“浮夸风没有其它县严重”，难道和他这党的一把手没有直接紧密的关系？难道他不知道不善浮夸的领导会被上面当作“右倾靶子”来批判？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头上的乌纱帽？在左风劲吹的年代，要像他一样坚持住，是多么的不容易！
凌老清楚地提到了一个人：李葆良，合川县委书记，当时整个江津地区搞浮夸受表扬最甚者，各种荣誉集于一身，成为领导树立的时代概模。结果呢？合川成为江津地区八个县中，饿死人最多的。
凌老在南山松林中谈到的这两件事，像刀子一样镌刻在我心里，30多个年头过去了，直至今日，依然清晰如故！

罗学蓬

6、我们和解放军打起了游击战

江津县城北门靠长江，南门靠武城山。山脚下，一条建在原来老城墙墙基上的环城公路，隔开了城内的市街与城外的荒坡。我大伯罗文祥（字雨辰）家的房子，就矮矮地卧在公路脚下。
这地方倒也别致，隔着小街，对面街沿坎下趴着一口有四五张桌面大、用长满厚厚青苔的麻条石砌成的水井，和荫庇着水井与井台边好几户住家的一株巨大的黄桷树，树身需五六个娃娃方能合抱，裸露的根盘，则似一大堆缠绕在一起的巨蟒，高踞在井台一侧。太阳落坡后，附近人家把凉椅、凉床往井台上一摆，此地就成了歇凉的最佳去处。
公私合营以后，我大伯原来开在衙门口的“仿容照相馆”，变成了“国营江津摄影社总社”所在地，头上顶着“资方经理”（享受资本家待遇）的我大伯，就带着全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聚集着下力汉、手艺人的四方井居住。
我大堂兄罗学全长得超凡脱俗，与众不同，个子高高的，鼻梁挺挺的，脸色白得像奶酪，眼窝很深，也很黑，下巴尖而往外翘，很像中国老百姓无不熟悉并倍感并切的佛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
   
我大堂兄罗学全（中，右系我父亲罗文瑞）

大哥刚长成个俊秀青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饿年代也就开始了。县城里隔三叉五有饿死的人被抬上武城山。不到半年工夫，我的婆婆、外婆也都得上了流行的“水肿病”，相跟着驾鹤西去了。
婆婆和大伯一家生活在一起，住在四方井，有天傍晚到衙门口摄影总社伙食团打饭，回家路过安子街时，外婆见她拄根拐棍，气喘吁吁的，连路都走不动了，就招呼她坐一下，歇口气再走。婆婆一只手里端着个饭钵钵，里面只有两个象小耗儿般大小、蒸熟的带皮连鼻子的红苕。外婆关心地问婆婆是不是生病了，婆婆坐在街沿上，背靠着墙壁，不停地呻唤：“我饿呀，亲家母，每顿就吃这么点东西吊命，饿得来一天到晚吐清口水。”
没过几天，婆婆就死了。按照一辈辈传下来风俗，家里死了老人，必须办酒，这顿酒，把大伯头发都焦白了。城里的同事，朋友，老家珞璜乡下的亲戚，全都赶来了，桌子摆满了小街，连四方井井台上也摆了两张桌子。死人玩友是“坏份子”曾淑良带起人来打的，看在和我们是近邻的份上，只收半价。桌子上打主力的是红萝卜缨缨、白萝卜缨缨，一碗碗连着上，就像猪食一样。最激动人心的是大伯不知从哪里搞了点儿猪肉，切得象纸一样，薄飞飞的，每桌端上来一大斗碗，可筷子一伸出去，才晓得就只有面上盖那几片，埋在下面的，全是红萝卜、白萝卜砣砣。
大伯是资方经理，但新来的公方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把他单人独马地派到边远山区，去为贫下中农流动服务，美其名曰“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思想改造”，只有月底回县城缴营业款、领材料，才能在家里住上两晚。
我那时才10来岁，在四牌坊小学读书，家住在城中心安子街35号，每天下午放了学，就背上小背篼，穿过长长的红壁头巷子，跑到四方井和堂兄堂妹们一起，去武城山上偷解放军种的瓜菜。
环城公路上面，一条土路斜斜地爬上武城山顶。路两边，圆滚滚的鹅卵石铺山盖岭，漫漫阔阔。无数的洋槐，就从那密密麻麻的石缝中倔强地伸出头来，汇聚成郁郁苍苍的树林子。我们一帮半截子娃娃们常常跑到林子里去打干柴，捉大头蝈蝈。春天里，一串串的洋槐花开了，满坡一片雪白。洋槐花是好东西，生吃，凉津津的，还带甜味儿，拿回家去用包谷面或是红苕面揉成团子，上笼蒸熟，又香又糯，那就成美味佳肴了。
后来，解放军也饿得受不了，就发扬南泥湾精神，打起了武城山的主意。千军万马军歌嘹亮地开上山，放火烧了大片大片槐树林子，将鹅卵石掏捡出来垒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埂子，再把埂子里的土挖松，种上了各种各样的瓜菜杂粮。
解放军到底是兵强马又壮，人多，粪也多，庄稼做得连山坡上的农民都眼红。解放军还派工兵在半坡上挖了几口大鱼塘，喂了许多鲢鱼草鱼。每到傍晚，就往塘里扔青草、菜叶、牛粪。鱼儿浮上水面吃食时，就看见满塘黑黝黝的脊背在奔窜，就听见“啵儿啵儿”嘈嘈的一片抢食喋水声。
解放军把武城山坡变成了“米粮仓”，四方井、南安街，还有我住的安子街上的老百姓全都占得地利之便，很快打上这“米粮仓”的主意。每天背着背兜，在山坡上四处游逛的人起串串，和解放军打起了游击战。可解放军在坡上到处砌起了“干打垒”房子，专门留有战士像守护重要军事部门一样守护着庄稼地，老百姓也不太容易得手。
解放军还在山坡上建起了养猪场和马棚，那是我们每天必去光顾的地方。尤其是太阳正炽的中午，猪场的战士吃过饭，刚进小木屋睡午觉，我们便从齐胸高用鹅卵石砌就的围墙上翻进去，蹑手蹑脚地摸到煮猪食的大锅前，用背篼将锅里的猪食捞起来，也不怕烫，背起来转身就是一趟。猪食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不少煮得倒生不熟的红苕，黄豆、包谷，胡豆哩！马棚里同样充满了属于我们的快乐，只要饲养兵刚往槽子里撒过精饲料，早就候在棚子外面的我们这帮小毛贼就偷偷地溜进去，将精饲料洗劫一空。到了每年三至六月马发情的旺期，我们就趴在马棚地上，手里拿着弹弓，观察雄马身体的明显变化，只要看见原本四条腿的雄马变成了“五条腿”，我们抬手就是一枪，中弹的雄马不仅立即将多出来的那条腿倏地收缩回去，重新变成了四条腿，而且痛得来拼命甩动马首，前蹄乱刨，仰天长嘶，有时甚至将马槽拉翻在地。
我们到武城山上摘野菜，鹅儿肠、米浆草、五朵云、奶豆芽、凡能入嘴的全不放过。瞅着无人的当儿，就象耗子似地飞快溜进解放军的菜地里，狠着胆儿偷。萝卜白菜、南瓜茄子、红苕包谷、番茄芋头，见啥偷啥。
大哥罗学全从不上山，他脑子特别好使，把书读得很好。有时忙中偷闲，也去东门外图书馆把一摞摞砖头般厚重的书借回屋，读得如痴如醉。书读多了，他也提起笔，学着写诗歌，写小说。每次吟诵诗作时，长声吆吆，前仰后合，就象发神经一样，后来居然还在文化馆办的小报上发了两首！如此一来，大哥在四方井、南安街，乃至于江津城中都有了些儿名声，既能把秦琴弹得象泉水叮咚，又能把小提琴拉天得花乱坠，声声入耳，还能把文章写得珠玑生辉，如锦似绣，这样的大才子，还能不让人倾心仰慕？
每天清晨，天刚发白，大哥就坐在井台边高高的黄桷树根盘上读书，或古文，或诗歌，声音琅琅，抑扬顿挫，煞是好听。来担早水的邻居，就无比崇敬地仰望着大哥。虽然听不懂他读些啥，但众人都知晓他嘴里吐出来的是文化，学问大着哩！便一片声地夸赞他读得精神，读得响亮，读得气派。大哥脸上于是神彩飞扬，有时勃发了兴致，便拿那眼珠子威风凛凛俯视众人，口中骤发一腔叫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众人顿时惶惶，以为读书郎嫌他们吵扰，发了脾气，赶忙陪上个笑，各自担着早水，匆匆离去。
大哥很清高，看不起家里这一窝贼，但每顿吃脏物，他却敞开肚皮，决不比贼们吃得少。
四方井的人对解放军是既感谢，又抱怨。因为他们在武城山上开荒种地，大家才有机会晚上到武城山上去“摸夜螺丝”（四方井人对偷瓜窃菜的通俗叫法），多少能弄到些充饥之物，填塞一下空落落的肚子。而且还在大规模的偷——有时是抢行动中，自发地涌现出了南安街曹筛筛，安子街韩二哥这样偷瓜窃菜的著名团伙头目，威镇一方的绿林好汉。两人都被尊称为“扫南（瓜）总司令”，每天晚上行动时，总司令背大背篼，我们这帮半截子娃娃，全背小背篼，在总司令身边前呼后拥，威武出行。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安子街的扫南总司令韩业康韩二哥，论年龄不过十五六岁，却已经成为10来岁的罗学蓬和同伴们心中崇拜的偶像。二哥远比南安街的扫南总司令曹筛筛重义气，孚人望。自从开始率领我们和武城山上的解放军打游击战开始，他便充分表现出了超凡脱俗的领导能力。他组织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有主有次，有调虎离山，有迂回接应，有敌后穿插。更重要的是，每次偷回来的战利品，除了重奖有功之臣，其余的一律平分，所以韩二哥的威望，远远超过了南安街的曹筛筛。

罗学蓬

虽然解放军开发武城山，给我们带来了偷之不尽的瓜瓜菜菜，可又正是这些解放军，一天到晚把四方井的男女老幼追得来扑爬跟斗，狗跳鸡飞，一个个骇破了胆儿。为这，大家又抱怨，说你们这些当兵的，反正吃穿靠着国家，地里的瓜菜，睁只眼闭只眼，让大家偷点度荒年，有啥不可以的呢？可有的解放军抓住偷吃物的人，就象恶狼一样把背兜抢过去，几脚头踩得稀烂。解放军年轻力壮，脚杆又长，跑得飞快，四方井的人基本上没人能逃得脱。有一次，在蒲草田街沿上摆剃头摊子的袁大眉毛，被解放军追得在鹅卵石坡上连滚带爬，脑袋上碰了几个大青疱，还是没能逃掉，背兜被踩烂，气得他咬牙切齿，含血喷天地把解放军骂了好长时间。
未曾想厄运临头，还没到月底，大伯被农民用滑竿抬回来了。
过去被江津人称为罗胖子的资本家罗文祥，早已经被饿垮了架，高大的身子上仅披着一张薄薄的松松的皮，风一吹，那皮似乎就会飘荡起来。硕大的圆脑袋，也变得象个风干多年的老南瓜。眼坑深陷，丢个鸡蛋进去，也不会滚出来。
大伯这次回家，却突然“胖”了起来。和许多已死的或快死的人一样，他得的也是“水肿病”，肚子胀得象一面大鼓，用手指轻轻敲，里面“咕嘟咕嘟”发水响；全身透亮，一按一个深深的窝儿，久久不能平复；偏偏剩下脑袋不肿不亮，异常黑瘦。全家人一见，都骇慌了神，大伯是家中的顶梁柱，每月工资加定息能挣挨边60块钱！全家八口，没人能离得开他！粮食、油——肉则是想也不敢想的稀罕物——哪怕是用眼睛去换，亲人们也会争着抠自己的眼珠子啊！
大伯虽然肚子肿胀得整日整夜地叫唤，却变得愈发能吃。白菜帮子、牛皮菜脚叶、加把米糠一熬，黑糊糊一大碗，他“稀哩呼噜”倒进肚子，碗一丢，又喊饿得慌。大伯娘邓文仙把凉椅安在井台上，大伯除了睡觉，整天就躺在凉椅上呻吟不断。
一天破晓前，“噗”地一声响，把姐妹们惊醒了。众人睁眼一看，老天爷，地上居然躺着一条死狗！
大哥目光冷漠，像伟人般手往地上一指，以一种不容反驳的口气对我说：“蓬娃子，拿把刀来，把皮剥了。”
是条大狗，但剥了皮，连肉带骨只有十来斤重。
那年月，狗也瘦。
加上萝卜清炖了，全家人关上门，欢天喜地饱吃了一顿，连汤也喝得来不剩一滴，然后集体拉了三天肚子。这是因为肚子里的零部件久未沾油大，一下子接受不了出现的必然生理反应。
大哥正式落草入伙，他的聪明才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家里全亏了我大哥，满屋人才没饿死在荒年苦月里。
不过，大伯却很迂直，一但被他晓得好吃物是偷来的，大哥总免不了挨一顿教训。说啥古有伯夷叔齐，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嗟来之食。今人莫非连古人也不如了么？还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罗学全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么一点人生的不如意，就堕落成鸡鸣狗盗之徒，这辈子怎么可能有大出息！”
话虽然可以说得很硬气，可真到了断顿的时候，一家老小就只能啃白鳝泥饼子吊命。却怎么也没想到，安子街居然有人因为吃白鳝泥，命丧黄泉！   
而且遭难的这户人家，十分了得，一家之主，便是曾经勾子上背杆盒子炮，做过红四方面军军政委李先念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警卫员）的刁士昌。
刁伯自幼参加革命，属于红色队伍里的童子兵。其形像——看在毛根朋友的情分，也讲究个为尊者、逝者前辈讳——简单一句话，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人不高，但壮实如铁塔。或许是战争岁月骑马太多的缘故，两条腿分得很开，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一张宽厚的脸皮上，满是疙丁暴鼓的肉疙瘩。
刁伯这样的资历，若肚皮头有几个墨疙瘩，我党夺了天下后，就吃香了。可惜的是，连扁担倒在跟前，他都不晓得是个啥子字。而在刁伯这样的粗人心里，很有可能想得倒是纯朴，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活着爬出来，这下，说啥也该轮到老子享享福了！
结果，大字不识一个的刁老革命，被安排到重庆毛纺厂当厂长，这样的安排肯定是相当相当不妥当的，你想想，武大三粗、精血充足的一个盛年壮汉，你把他安排到到钢铁公司、石场、电厂当个头，他就是想犯生活作风，也没那基本条件，让他到毛纺厂，置身鲜花丛中，满眼花枝乱颤，他还能把持得住？
他和一漂亮女工结婚没多久，就马失前蹄，作风上出了问题，被撤去厂长帽子，陡降数级，被组织上一禅杖扫出重庆城，贬逐到远郊江津县城，委屈他当了个县政府招待所所长，相当于古时候不入品级的驿丞。招待所就在罗某住的安子街，刁家呢？与我家隔条小街门对门，成了近邻。他老婆独自留在了重庆，只有节假日才来江津住几天。
刁老革命实在没有当官的命，喜欢女人如同吸鸦片，那东西也会上瘾。不久，刁又犯花案，连政府招待所长的官帽也出脱了，被调到小十字土陶店，每天两根板凳一块门板，顺街沿上摆开，卖盆盆钵钵、坛坛罐罐。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几年，已经享受不到任何一点特权的刁老革命一家也饿得来老人哭，娃儿叫。刁老革命官越当越小，娃儿却越生越多，大大小小有六砣。刁老革命没办法，只好拿着锄头撮箕，到武城山脚下去挖白鳝泥当顿。   
在那饿殍遍地的年代，吃白鳝泥吊命，对江津的老百姓来说，绝不鲜见。罗老头儿就吃过，嚼起“卡崩卡崩”响，满口冒白烟，只好用开水冲下肚皮。有次我那才五岁的弟弟三娃吃了白鳝泥饼子，拉不出屎来，胀得抱住屁股在官茅司里（公共厕所）里满地打滚，有认识的冲出门大叫：“滕婆婆，不得了，你孙孙糟啦！抱着肚皮满地滚！”街上人听了一窝蜂往官茅司跑。我外婆脚下是一双三寸金莲，拄着拐棍，一摇一浪，拼命往前跑。
幸亏外婆有经验，跑拢后把弟弟的裤子扒拉掉，将光着屁股蛋的外孙横放在自己膝盖上，伸出像老鹰爪子般尖细的右手食指，插进三娃肛门，生生将一砣砣白鳝泥抠了出来。那抠出来的青白色泥巴上，每一砣上都糊满了血，痛得三娃杀猪般叫唤。如此这般，才总算把一条小命，保了下来。        
刁伯和三儿子刁银华运气实在糟糕，他两爷子去小官山马路边挖白鳝泥，钻得太深，洞顶突然垮塌，将父子俩埋了进去。等到众人七手八脚把他俩挖出来，刁银华早就断了气。只有这个老革命命长，日本人、蒋光头、老天爷都奈何不了他，他仍旧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白发人把本该活下去的黑发人平放在竹凉板上，停在门前大街上，凉板下点上过桥灯，把儿子脱得一丝不挂，用湿帕子给他揩净身上的泥土，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又单腿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儿子嘴里和鼻孔里的泥土抠出来，擦干净。
从那以后，刁老革命万念俱灰，变成了一个不单是安子街人人讨厌，连老婆和儿女们也从不给好脸色的酒鬼。
后来，刁老革命一口气上不来，就呜呼哀哉了。
循例，具备刁大爷那种带“红”字头的角色，在社会上也算得个人物，死了，报上都会登个讣告，或是发几行消息，这辈子才挽得了句号。可不争气的刁大爷，却死得来无声无息，清锅冷灶，身上没盖鲜红的党旗，也没得哪一级组织给他送花圈……门上两张黄表纸，稀稀落落几个花圈，连街沿坎都遮不住。
书，大哥是再无兴趣读了。得了闲，便去对面黄桷树下拉琴。味儿很忧伤。这就引得不少过路的男女到井台边仰脸围观。待到人围多了，大哥脸一沉，再不拉。

罗学蓬

7、我那些卑贱的老师们

在中苏蜜月期间，我参加过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有两名苏联柑橘专家，到西门外的四川省柑橘研究所指导业务。
欢迎队伍从河对岸的江津火车站就开始夹道而立了，从火车站到渡口的五公里大路两侧，自然是彩旗满天飞舞，鞭炮炸得来惊天动地，锣鼓敲得来应山应水。还有事先让大人娃娃练就的各种欢迎口号。客人在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地方官员的陪同下，穿过五公里大道，乘渡轮过了河，在通泰门码头一登岸，久候在江南的欢迎队伍即刻便兴奋起来了。这一路热热闹闹，乐乐融融的声浪，一直要涌腾到东门外的县委大院遗爱池才罢。
江津地方政府给予两位苏联朋友的欢迎程度一定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要给他们这么超出他俩想像的高规格接待，他们不就是禀承国家的指派，到遥远的江津来教一教中国的农艺人员如何料理柑橘么？
那一天，我在伫立在街边的人丛中穿来穿去，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看。那是夏天，两个大白胖子，都是中年人，穿着花格短袖衬衫。有一个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手臂上能清楚地看到亮晶晶的黄色卷毛。
在苏联客人到来之前，江津政府已经组织力量，在东门外大操场边上的民工纪念堂后面的一大块平坦的田坝上，一个叫做金钗井的地方，连夜突击，加班加点地建起了一幢全身涮得雪白的土墙楼房，取名为“中苏友谊楼”。住在里面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菜农，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相对都要好一些才行。虽然是土墙涮粉水，可一律的木楼板，盒子门，群众和我们这样的学生被组织前来参观时，讲解员都会激情洋溢地说：“苏联人民的今天，就是中国人民的明天。现在的中苏友谊楼，就是江津人民以后的新家。我们很快就能像伟大的苏联人民一样，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天天吃美味可口的土豆烧牛肉的幸福生活！”
可惜的是，讲解员描绘的远景，实在离我们太遥远了一些，而眼前那种十指挠心的饥饿，才是最现实的，最刻骨铭心的。
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哥！
罗学全正式落草入伙，他的聪明才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有大哥披挂上阵，罗家人的生活也上有了大的改观，兄妹们跟着他上武城山，从不落空，每次准能弄点好吃物回来。上山后，大哥握着一本裹成卷的杂志走在前面，大幺妹和小幺妹背着背篼在后面远远跟着。发现了在农家小院附近觅食的鸡鸭小牲口，大哥便掏出用细铁管自制的弹枪，消消停停地走过去，近了，手一扬，将用毒药浸泡过的竹针“嗖”地射去，小牲口扑腾几下，就倒地死了。大哥仍消消停停地走回来，丢个眼色，八九岁的大幺妹就赶紧背着已装了几张烂菜叶的背兜，上去捡“胜利果实”。
大哥用马钱子毒狗，更是百拿百稳。有关马钱子的知识，是他通读从县图书馆借来的《辞源》时获得的。《辞源》上载：“马钱子，剧毒。炮制加工后入药，用微量，主治喉痹咽痛、疮块肿毒等症。”大哥从中药铺里买回马钱子，放在火铲上烤泡，再研成香喷喷的细面子，揉进红苕锅巴里。夜半更深悄悄溜到农家院子外面，只要狗儿一出声，他就把锅巴团子远远扔过去。不消两分钟，狗儿发出几声哀嚎，就断气了。
那段时间里，罗家的饭桌上，常能见着油荤。
到了冬天解放军收获红萝卜的时候，大哥又给弟弟妹妹们每人制作了一根竹撬板，就是把楠竹筒筒锯成一米左右长，再破成小指头宽的长竹块，把一头削尖，另一头用破布包扎好就行。罗氏兄妹有了这简单的神器，偷起红萝卜来，一撬便会有一根完整的红萝卜破土而出，速度比其他用双手抓住红萝卜缨缨硬拔的，不知快了多少倍。而且只要遇到胖壮的红萝卜，他们通常都会把缨缨拔断，而盯着深埋在泥土中的红萝卜无可奈何。
在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饥肠辘辘的年代里，我们也有值得骄傲的瞬间。每次班上组织到长江下游、离县城数里之遥的大沙坝去搞野餐，路过主要是为东关的菜农子弟们创办的东南村民办小学校大门口时（老县人民医院大门对面），我们每一个男女学生都会跺着整齐的步子，有节奏地拍打着屁股，不停地、大声地、反复地，得意洋洋地齐声呼喊：“东南村，垮垮校，男的抱到女的笑！”
而菜农的子女们则聚集在大门前，用谩骂来回击我们这些打上门来的挑衅者。
这不仅仅是新中国的农村政策造成的城乡差别开始呈现出恶果，让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们潜意识里滋生出了强烈的优越感，同时也表现出公办学校在民办学校面前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而最为不幸的是我那一泡屙在班主任刁灿德老师温水瓶里的尿，冲脱了我在四牌坊小学的学籍，读完四年级，升高小时，我被逐出校门，灰溜溜地到大西门外的民办小学，去继续学业。
西郊民办小校的校长叫江绍汉，是个很规矩，很严谨的人，可这个学校的老师就太有意思了，基本上都是临时聘请的，形形色色的，有点江湖味道的各类文化人物。
有两位教过我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罗学蓬

一个叫龚登熊，眼睛很明亮，很锐利，一看就是个活力四射的精灵鬼，多才多艺，会唱歌，会拉小提琴。很匀称的中等身材，一与人说话便将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透过镜片瞪着对方，让人陡生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龚登熊还会打乒乓球，蓝球，身上没有一块赘肉，很精干，社会上称他“小沙弥”。
民办学校的老师个个都是全才，什么都要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龚老师的音乐课，他不会踩脚踏风琴，便用小提琴演奏歌谱。一根马尾弓，既拉提琴，又做指挥棒，同时兼做教鞭，站在讲台上，那真是风度翩翩，极其潇洒。后来我们才听说，龚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南川县县长，四九年后被枪毙了，所以他再聪明，再能干，也笃定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很快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段，龚老师连教民办校的饭碗，也被打破了。
跌落到人生最低谷，他还要养活自己的老母亲，龚登熊把一切尊严全抛到了九天云外，他成了民工队里的一员，靠下力挣钱吃饭。他个头不大力气大，手上腿上都有劲，那时候，江津找钱最多的就是拆筏子，地点在小西门木材加工厂下面的大河滩上，龚登熊就和把二胡拉得最霸道的张晓东，张乃军，一辈子喜欢唱歌打架的马哥吕德一（后改吕鸿翰），江津最早发家致富、如今却瘫痪在床的王老八王树魁，现在富甲一方的重庆天伦化纤厂董事长周锡伦等骠壮汉子们一起，无论是烈日下，大雨中，在长江边把筏子拆散，再将这些粗壮巨大的原木，喊着号子，像蚂蚁搬山一样，抬到河坎上的木材加工厂去。
人在江湖，江湖又是个十分险恶的地方，经常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抗拒欺凌，龚登熊该出手时就出手，几场恶战下来，他竟然在当时流传的一首江津民谣——也就是新出的江湖排行榜里独占鳌头，“沙弥、乃军、赖三哥，三猪、肥羊、谢大汉”。
不过，我对这首民谣严重存疑，比如排在第四的三猪与第五的肥羊，都是我城关民中的同学，二人块头都很庞大，碇子自然也不小，三猪喜欢打三个擒五个，而且嗜赌如命，他那歪立在北固门大河坎上的破破烂烂的家，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赌大钱的一个窝子。但肥羊就完全不同了，他个性温和，极少与人理论，更别说打架，肥羊也荣登此榜，让人觉得实在是莫明其妙。由此想到我的老师龚登熊，不明白以他那副斯文滔滔，浑身上下洋溢着艺术细胞的模样，何以会被排在江湖好汉榜的第一名？
还有一个老师叫陈挺，模样，长相、发型、神态，活脱脱就像是从后来那幅《毛主席去安原》里走下来的青年毛泽东。他若是穿上一袭长衫，谨防街上围观他的男女会把小街挤爆。更让人惊叹不已、陡生敬意的是，他的下巴上，居然也像伟大领袖一样，有着一颗碗豆大的福痣！
陈挺是河对门中渡街的人，父亲是个乡间的草药医生，从小就逼着小陈挺背了很多《汤头歌》，所以中医他应当是幼儿学。
陈挺和龚登熊的教学风格截然不同，他块头比龚登熊大，比龚壮实，说话呢？也不一样，龚总是一副激情四射旁若无人的样子，无论是念课文，唱歌，一下就能打动学生的感情，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凝聚住学生的注意力。陈挺则语速稍慢，显得沉稳有定见，而且总是一副紧锁眉头，神情严肃，忧国忧民的模样，这样一来，就不像龚登熊那样受学生们喜欢了。
陈挺教的时间不太长，后来突然就从讲台上消失了。听其他老师说，陈挺老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那下巴上原本是没有福痣的，他为了让自己更象毛泽东，就自己动手，忍住巨痛，用锐器把下巴上的肉戳烂，然后用龙胆紫上色。事发后，领导的意见是他有意伪装伟大领袖，居心不良。他则声辩说自己完全是出自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才刻意模仿的。领导也不屑与他这代课教师辩论，索性将他解雇了事。
我从安子街到大西门外上学，必须经过杨嗣桥菜市场。没过多久，就在人头涌荡的杨嗣桥，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赶紧循声而去，只见眼前扯起了一个人圈，地上放着一堆干枯的死耗子，我前不久的老师在人圈里比手划脚，声嘶力竭地宣传他的耗子药的诸多好处，吹得来口沫子翻翻，买他的耗子药的人，居然很是不少。他分明看见了人丛中的我，却着不认识，眼光从我脸上一掠而过。
龚登熊老师改革开放后搞实业发家致富，现在与儿孙们住在重庆。
陈挺老师呢？自1963年杨嗣桥菜市场惊鸿一瞥，迄今从未见过面，也不知他的音讯。

罗学蓬

8、正玩得开心哩，同学就死了

在西郊民办小学读高小那两年，一者，因为代课老师不停地换，师生之间建立不起感情和信任感，难以融为一个整体，老师不能有效的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动力：二者，江津读书人的愿望自来便是“小学要上四牌坊，中学要读津一中”我从名校四牌坊小学被贬逐到这个破破烂烂的“煤炭灶”（民办校）里，上进心彻底崩溃，学习精神更是一泻千里。
尤其是近在咫尺的西郊小学（江津县第五小学）的学生每次进城去看电影，参加活动，总要穿着一色的白衬衣，结着红领巾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前走过，当年四牌坊小学的学生嘲笑东南村民办小学学生的那一幕，又再一次重现了。
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我是肆意嘲笑别人的精神优越者；
这一次，我成了西郊小学学生们嘲笑的对像。
我们像愤怒的小公鸡小母鸡一样冲上前去，和他们争吵谩骂。
这里面和我对骂，推搡的，就有一个鼻梁高高，个子也高高，长得比我英俊得多，穿得也比我好得多的学生。而且，他在整场冲突中鹤立鸡群般的气势还并不完全由他的身高和形像来决定，他的手杆上，醒目地别着一块“三根红框”的臂章，那可是少先队里的大队长！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黄洁，父亲是四川省果树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不曾想，数年后上山下乡当知青，当我有幸进入龙门区梁家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后，我拜的第一个小提琴老师，就是黄洁。
那时，我完全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一天就只知道个玩。
四川省果树研究所和它下属的一个园艺站，成了我们心仪的儿童乐园。十里果林，漫漫阔阔，沿着长江南岸的大河边倾斜的观音岩山壁，一直通向很远很远的五举沱、双石桥、鹤山坪。果林里除了柑橘，还有许多其他的果木，什么桃子呀、李子呀、葡萄呀，苹果呀，香蕉呀，多啦！反正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上山去，都有好吃的果子恭候着我们。
园艺站当然搭有棚子，派出专人守护果林。可是我们人多鬼点子也不少，先派三四个同学去棚子附近故意晃荡，守护人一见出现敌情就紧张了，马上钻出棚子，脚跟脚撵了上去。他们往东走，我们就马上在西边下手，他们往南走，北边的果子又遭了殃。有时候，我们甚至斜躺在爬满厚厚葡萄藤的山壁上，随心所欲地饱餐从新疆引种的大砣大砣的马奶子葡萄。这种优质葡萄个头大汁水多不说，还蜜蜜甜，卡嘣脆。每个学生把小肚子塞得饱饱的，临走还要塞它一书包战利品回去。
上课的时候，全校静悄悄的，偶而，有的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我呢？独自翻过学校操场的围墙，跑到一墙之隔的江津轻机厂的大葱地里一呆半天。那时候从上到下都饿得慌，听说连中南海的庭院里、空地上都不种花花草草，改种瓜瓜菜菜了，所以轻机厂车间四周的空旷地方，也全都种上了各种时令蔬菜。
走在厢垄里，大葱高至胸部，每一株大葱顶尖儿上，都顶着一朵羽毛球似的花蕾。厢垄里长满了丰茂的野草杂花，爬动着象豆豉大小的黑蚂蚁。我用削铅笔的刀子，耐心地在相邻的几株大葱腰身上凿上孔，用大葱做导管将它们彼此串连，然后把黑蚂蚁放进大葱里，隔着葱壁，看他们朦朦胧胧的身影，在里面忙忙碌碌地奔来跑去。倦了，累了，就扯伸了身子，在厢垄里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在我们这个破学校通向西郊小学和三五三九工厂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子旁边，有一所很大很精致的院落，门楼上写着“西园”两个大字，据说是以前的江津大资本家王克明的私宅，里面全都是漂亮宽大的房子，还种满了巨大的橡树。这样的好房子，四九年解放军进城时占了不少，虽然后来退了一部分出来，但还是有很多深宅大院，被部队家属住着，一般人都不会上这样的地方，去自找麻烦。部队家属占住的许多落在黄金地段的宅院、房子，一直到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才依据总政和民政的文件精神，由地方政府拨出土地，予以置换，彻底解决了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我们这帮民办校的野孩子胆大包天，居然闯进门去，惹事生非。
那是睡午觉时分，监督我们睡觉的陈挺老师在讲台上搭着脑袋睡着了，我们几个学生却毫无睡意。于是以目光相互交流，一个个悄无声息地闪出教室，溜进了小巷。中午时分，小巷空寂无人。我们用迭罗汉的方法，不费吹灰之力，便全部翻进了部队家属院。不请而至的这五六个小猴狲，马上打破了院子里的宁静。小院里虽然只有四五根橡树，可它巨大的、密密实实的桠盘，以及宽大肥厚的叶片，张罩了天空。橡树的柔韧性是最好的，我们抓住枝条，开始玩藏猫猫游戏，一拨人逃，一拨人追，从这棵树上荡到那棵树上，谁的脚沾地谁输。
我们在树上的嘻哈打闹，马上遭到了制止，正在午休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用外地方言或是不标准的普通话怒骂着，有的脾气暴躁的军官甚至拿起拖把、木棍上前追打我们。我们可以谁都不怕，但不敢不怕解放军，一声唿哨，抓住橡树枝条，灵猴般在空中荡来荡去，逾墙而出。
谁知，家住黄荆街的一个姓杨的同学（样子还记得清楚，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慌不择路，逃进了与部队家属院一墙之隔的轻机厂那一大片菜地里。
我们一边逃跑，一边用声音相互招呼。他循着声音斜着跑过来，手搭在并不太高的院墙上，想翻过院墙，尽快与我们汇合，手刚一伸上墙头，我们便听见一声短促的惨叫：“啊——”只见杨同学的手在墙头蹦挞了两下，他奋力想甩掉什么，可没能甩掉。原来，他手一搭上墙头，就被一根从空中坠落下来的裸体电线粘住了。然后就倒在了墙角下。我们赶紧翻过墙去，这才看见杨同学触电了。听见我们大喊触死人啦，触死人啦，轻机厂的工人也跑过来了，旁边的江绍汉校长、班主任陈挺也带着老师们跑过来了。
刚才还活蹦乱跳、嘻嘻哈哈的杨同学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也就十二三岁吧。尸体送回黄荆街家里，就在他老汉给他换衣服时，我注意观察了他的尸体，他手掌接触电线的部位被烧糊了。这一点不奇怪，可让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他的胸部没有接触电线啊，可胸脯上却分明有一块明显的黑斑，就在心脏的部位，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下面黑糊糊的，有饼干那么大一块。
按照现在中国人的法制意识，像杨同学这样的人命大案，轻机厂的人在厂区内乱搭的电线被大风刮断，落在了墙头上，导至一个误闯进来的小孩触电而亡，怎么也得承担一点责任吧。可那个时代没人愿意打什么官司，尤其不敢和公家单位打民司。杨同学的老汉也提过补偿问题，都不敢说赔偿这两个字，可轻机厂的领导和颜悦色地说，我们厂的电线它自个儿落下来不假，可它落到了没人的墙头上。你儿子自己翻院墙跳进来，自己伸手去抓电线，才不幸触电身亡，我们除了深表同情，还能负什么责任啊？
向学校求援，江校长也诉苦，我这个民办校，穷得起灰，哪里有钱来补助你？再说了，你儿子这是严重违犯纪律自找的结果，如果……哈哈，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处分……我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那就免了吧！
杨老汉莫法，请木匠上门改了几块板子，钉了个不大的盒盒，把儿子抬到武城山上的龙颈子，挖个坑，埋了。
当然，这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因为埋杨同学时，学校没有派人参加。

林交流

罗大师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