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川江沿江县城营造文化研究 ——以重庆江津县城为例

江小仙

摘要：通过对江津明清县城建设的历史、选址、布局的研究，解析明清时期川江地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和风水观念，从而对该区域明清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依据。关键词：川江明清县城  选址   布局   文化

▲清代董邦达绘《四川通省山川形势全图▪江津县图》           江津处于渝、川、黔的结合之地，位于四川盆地的东部，这里河流密布，山形水势独特，是典型的长江河谷、丘陵地貌，南面的大娄山余脉逐级跌落后连接长江河谷。因而，其山川地形不仅山水雄伟，还很秀美。江津以津为名，自古为巴蜀重要的长江水驿，为巴蜀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之地。由于丰富的水路资源和较好的自然环境，是古代江州（今重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清末民初，成为川江航道上著名的江城，1940年被国民政府评为一等县，位列全川第七。古代城市的营造除了受该地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影响外，还受到当时的文化理念以及建造者的思想信仰的影响。因此，考察古代县城的城市建设及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是了解区域历史，考察当地社会变迁的重要手段。江津县城坐落于泸州与重庆长江边上的几江半岛之上，县城下游十里的僰溪（綦河）是古代著名的綦岸盐道，是黔北地区与巴蜀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故自唐代开始，江津县城即为朝廷的长江水驿，其地域范围大致与现代几江街道办事处的管辖区域所吻合，即人们常常提及的江津老城。一、明代江津城墙的修筑明初，四川地区经过宋元及元末战乱的破坏，城池普遍受损严重，很少有保存完好的城墙。据光绪年间编纂的《江津县志·卷二·地兴志》记载：“津邑旧有土城，岁久倾圮。明成化中始修筑，东西南三面皆土，濒北面河，甃以石。”说明江津原有的土城墙在明朝建立后的几十年里未得到修缮，直到成化年间才开始大规模修复，并将北面临江的城墙改为石质，以增强防御能力。第二次修缮发生在成化癸卯年（1483年），由于四川泸州及长宁等县遭遇地震，导致江津城墙受损。知县黄昭随即着手重新修筑城墙，不仅增高加固，还在城墙上增建了城楼等建筑。第三次修筑发生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江津县城遭受农民起义军的侵袭，城墙被攻破。都御史林俊与副使何珊迅速派遣通判张日善和训导钱浚，用石块对土墙进行加固。然而，当时曹甫领导的义军逼近江津，城墙多处崩塌，城池再度失守。曹甫起义平息后，正德九年（甲戌年，公元1514年），知县杨威向上级汇报，再次对江津城墙进行全面修复。此次修缮规模宏大，修复后的城墙周长超过千丈，高度达一丈八尺，并设有九座城门，依次为迎恩门、通泰门、嘉惠门、临江门、德胜门、西镇门、南安门、东阜门和北固门，每座城门上均建有城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南西三面城门外还增筑瓮城，并开挖了护城河。明代最后一次修筑城墙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因奢安之乱，江津城池虽屡次成功抵御叛军围攻，未被攻陷，却遭受重创。战后，知县杨元吉组织全县之力，再次对江津城墙进行修缮，将所有土墙改为石墙，并增建了女墙与石堞以增强防御。此次筑城，采取分段修筑的方式，按照城墙每尺征赋三石三斗四升六合的标准，向全县各里甲摊派修筑费用。经历明代几次修筑，江津的城墙防御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打重庆浮图关受阻，决定绕过重庆城攻打江津县城，江津城失守后，一举攻克重庆城。二、清代江津城墙的修筑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川渝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城市严重荒废。道光年间的《重庆府志》记载，在疫病和虎患之后，重庆几乎无遗民幸存，戊子年遭遇大旱，群虎甚至在白昼出没；民国时期的《江津县志》描绘了清初江津县城成为虎狼盘踞之地的景象。清代前期的“康乾盛世”期间，川渝地区人口逐渐回升，经济得以发展，各地纷纷重修城墙。嘉庆、咸丰年间，受白莲教起义、流民匪患以及石达开西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川渝各地不仅修缮并增高了城池，还增设了防御工事，《江津县志》详细记载了三次重要的修筑活动。第一次修筑城墙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县令曾受一在原有基础上重建城墙，保留了九门，并扩大了城门的规模，将西镇门改为来庆门，德胜门改为西成门。曾受一是江津著名的县令，于乾隆三十年调任江津。当时江津连旱三年，百姓生活困苦，流离失所。他积极联络当地士绅，成立了“救命会”，建立义仓赈灾，并从广东引进红薯，教导百姓养蚕种苗，热心促进农业发展。在增建九座城门时，他甚至卖掉故乡的盐田，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当他落魄时，江津的仕民将他接至县城居住，并尊他为师长。他回乡后，县民又自发筹款为他赎回了盐田。之后，他再度回到江津担任县令，直至告老还乡。他逝世的噩耗传来，仕民们悲痛悼念，在县城大土地街区为他建造了祠堂，名为“清廉祠”，亦称“曾公祠”。第二次修筑城墙是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知县程祖润将城门增高三层石头，并修复了女墙以及东阜、南安、西镇三门的月城。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土匪罗五在朱家沱纠集百余匪众作乱，程祖润率领团勇数百人成功剿匪，生擒匪首罗五及其余党数十人，平息匪患。为增强军事防卫能力，次年对城门进行了增高处理，并修复了女墙及三门月城。第三次修筑城墙发生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县令谈廷棫在东、西、南三面城墙外挖掘城壕，宽两丈余，深一丈八尺。咸丰九年（1859）春，云南昭通爆发了由李永和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李永和，又称李短鞑（《江津县志》称其为李短辫子），云南昭通人。是年夏，他与同乡蓝大顺等在家乡牛皮寨结盟起义。九月，起义军自云南盐津老雅滩进入四川，接连攻克筠连、高县、庆符等州县。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起义军占领自贡盐场，大批盐工加入起义军，声势浩大。他们以川南为基地，活动于岷江西岸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成都附近的新津、灌县等地。咸丰十年十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多次侵入江津境内，但均被团勇击退。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起义军在江津境内袭扰油溪数日后，前往璧山。面对李蓝起义军和石达开由滇黔入蜀的双重压力，县令谈廷棫在东、西、南三面城墙外挖掘城壕，以进一步加强城墙的防御能力。清代的城墙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改良。通过加高城墙、修筑城楼、炮台、外城以及女墙等设施，城墙的军事防御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清代更加注重城墙在城市功能方面的改良，例如修筑水道、提高城门道路等设施的水平等措施，方便了城中取水及物资运输。三、城市选址中国古代城市理论主要以《周礼▪考公记》为代表的营造制度和以管子“因天材，就地利”为代表的因地制宜学说。此外，古代的地方官吏多为文人出身，他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尤为注重山水意境的塑造，并依据中国传统风水观念来布局营建城市。尽管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认知有限，导致风水学说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核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阴阳五行”理论，却使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成了世界山水城市建设的杰出典范。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在指导城市营造与经营时，尤为强调“藏风”“得水”与“乘生气”。这一观念认为，生气乃天地所孕育，是促使万物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防止风吹散生气，并需借助水来汇聚生气。古人择城选址先“寻龙问祖”，即探寻城市依托山脉（龙脉）源头及气势强弱，深信龙脉根源在昆仑山，由此山向三方延伸出主干与支脉。乾隆《江津县志·地理》记载，江津山脉从播州来，由南越北，岷江西绕县城，成几字形，东下三折成巴字，山水相依。江津县城山脉是大娄山余脉，大娄山为中国龙脉三大干龙之一。江津山脉从贵州蜿蜒而来，至几江半岛长江畔止，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格局，此地形在风水学中称“金城环抱”，兼具顺骑龙局与横水局风水格局，利于生气汇聚。 以现代科学观审视，江津县城所在的山水地形乃山水交融的长江河谷阶地，处于大娄山山脉边缘。此类过渡地带往往物种丰富，生态多样。加之该地具备良好的排水条件与充沛的水资源，既无洪涝之忧，又便于灌溉。为农业发展之沃土。尽管几江半岛地形并不开阔，但其水量充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江津县城位于重庆和贵州交界处，交通便利，因此它作为长江和渝黔交通要津的历史已有千年之久。从江津县城整体布局来看，其山水结合的状况颇为理想。马骁山与华盖山等群山拱卫着鼎山，与浩渺的长江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一幅和谐共生的绝美画卷。然而，由于县城四周被崇山峻岭所环绕，县城内部可供发展的空间，即城市空间相对较小。这种有限的空间条件，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仅能满足作为县级政治中心的基本需求。古人认为，文化建筑选址布局得当，可弘扬人文精神、端正风气，滋养风水、彰显地域灵秀，宜建于艮、甲、巽三个吉方。清代江津有南北两座文塔，颇为壮观。南塔历史久远，旧址可追溯至崇祯八年，清代重建。此塔位于鼎山之下，与圣庙遥相呼应，但该塔已毁，如今已无任何遗迹可寻。乾隆丁酉年间，知县曾受一虽有修缮之意，却未能如愿。直至乾隆甲寅年，通过广泛募集民间资金并动用公款，南塔才得以重建。此地被视为元魁星之所在，而位于江北艮方的另一座文塔，则象征着蔫元星之方位，故两者并行不悖，乃同时修建。江北文塔雄踞圣庙艮方（现仅余基座遗存），被誉为“催官方”。其建造工程浩大、耗资巨，历经数十年竣工。巧合的是，文塔落成后江津科举成就显著提升，邑中进士蹇滋善曾为此题字。此外，江津城外有武城遗迹，位于县南石子山顶，为明知县王贡所建，至清已倾颓。咸丰癸丑年，知县程祖润在旧址重建石城，使其成为守护津城的重要防御工事。 依据古人传统观念，江津县城是龙脉驻跸、水势汇聚之地。其山形水势适中，布局严谨合理，水流环抱汇聚，如山水画卷。所以，历史上文人骚客对江津山水格局赞誉有加。民国《江津县志》中有诸多颂扬之辞，如“江津倚鼎岫为屏障，岷江绕座，华盖、马骁等山拱卫，龙门峡开合，水流潺潺，为水陆咽喉”“观地势可保安澜、绝兵燹之灾”等。 四、城池布局为了吸纳阳光和引导生气入场，古人对于城市的朝向有负阴抱阳，面南为尊的思想。据此，江津县城的朝向设定为坐北朝南，与正南北方向存在一定的夹角。考虑到鼎山坐落于半岛地形的左侧，为了实现城市与山体之间视觉上的和谐与均衡，将城池的位置定在半岛地形的右侧。此外，古代县城布局规划首要任务是确定“天心十道”，即以城池前后左右四应之山为基准，通过对称交叉形成十字基准线。江津清代县城四应之山依次为马骁山、太公山、华盖山和鼎山。古人依据砂山位置测算确立县城基本布局，东西轴线是今大同路和相府路街道，南北有十三条街道，大小十字街为南北向中心轴线，整体呈井字形，天心在昔日县衙（原县公安局所在地），城池中心轴线以通泰门为基准。 古代县城多为方形和圆形，江津城池因半岛地形呈圆形。其开有九门，多于周边普遍仅设四门的县城。古代城门数量与城市规模和等级相关，县城一般设四座单门洞城门，州府级城市有八至十座双门洞城门，皇城等大都市城门可达十二座以上且为三门洞。江津古县城明代就筑有九座单门洞城门，这表明明代时江津县城规模已达到古代中型城市标准，可与小州府媲美，是罕见的大型县城。江津九座城门顺时针依次为来庆门（明代旧称西城门）、西城门（明代旧称得胜门）、临江门、嘉惠门、通泰门、迎恩门、北固门、东阜门及南安门。北面城门布局紧凑，以通泰门为核心，周边临江门、嘉惠门、迎恩门与北固门间距在一至两百米间。此布局有两大考量：一是古人信迎山接水之道，在长江环抱几江半岛顶端增设城门以迎水势；二是江水在此环绕城区流速减缓，该地段江面为船只停泊的天然良港，在此设城门，可以便利江津港口的物资转运与流通。江津县城的地貌呈现中部高起、四周逐渐降低的“穹窿状”特征。从北到南，沿江地带地势最低，而东西轴线上的大同路街道则形成高地，在县衙位置达到全城最高点。继续向南延伸至现在的相府路一带，地势逐渐下降，相府路中部的神仙口地区地势最低。由于长江水位倒灌和鼎山雨水汇集排放，清代江津县城在夏季雨季期间，神仙口区域特别容易发生内涝。为此，古代江津县城在鼎山脚下开凿了堰塘，并修建了蜿蜒的水渠，引导水流穿过城市。这一措施不仅有效缓解了城区的内涝问题，也符合古人对水聚堂前、风水兴盛的美好愿望。五、清代江津县城的建筑布局江津县城因城墙的环绕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社区，其内部布局着各类功能设施和建筑。受礼制观念与风水学说的深刻影响，古人在城池内的建筑布局上遵循着一系列严格的要求与规制。据《周礼·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建都城，九里见方，都城的四边每边三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宫的路门外，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的前面是处理政事的地方，后面是市场”。至宋代，《玉髓经》又有“建国之法，先营宗庙，次营宫殿，次营府署、省部等官治，建州县先营正治，次营府牢、牢狱”的规定。衙署、城隍庙、文庙是古代城市最为重要的三大建筑，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区。在这其中，官衙无疑是核心之所在，占据着城市风水布局中的上乘之地。至于其余的风水吉地，则分别用于其他行政设施以及文庙与城隍庙的建设。在古人的精神世界里，县衙象征着“阳间的长官”，而城隍就是一座城的“阴间主管”。江津的城隍庙坐落于通泰门之后，与县衙同位于城市中轴线的偏右位置，其大门与县衙的大门共处同一条横街之上。这种布局与全国众多县级城隍庙的分布规律相吻合。而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文庙，江津文庙则与县衙共同坐落于同一条轴线上，遥相呼应。文庙中轴线上依次为棂星门、大成殿、崇圣祠、魁星阁。江津文庙的大门与衙署、城隍庙一样，皆面对南方，这与江津县城以南为尊的朝向信仰有关。此外，古代县城的钟鼓楼，作为城中的制高点，一般布设于县衙周边。江津的钟楼矗立于县城中央的大十字街交汇点，而鼓楼则屹立于县衙大门口正对的街道上，两者相互映衬，标定了古代江津县城的核心区域。江津的学宫与官办书院，在清代早期均与文庙毗邻而建，共同构筑了江津的文化殿堂。尤其是官办的几水书院，在当时重庆士林中负有盛名。然而，随着清代后期求学生员人数的持续攀升，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原文庙旁的考棚与几水书院被迁至县衙东侧。江津较为出名的其他民间书院，诸如育才书院、栖清书院等，则择址于城外环境幽静之地。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多才雅得江山助”，美丽的山水可以激励文思，帮助学子登科入仕。古人惯于城中建造祭祀祖先的宗庙，而将真正的佛寺择址于城外雄峻之地。江津的寺庙布局亦循此古训。受“湖广填四川”历史事件的影响，大批移民迁徙至巴渝地区后，为了维系乡土情谊与文化传统，纷纷修建了各式各样的祠庙。这一现象在巴渝的城镇中尤为常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九宫十八庙”文化景观。清代时期，江津全县范围内的祠庙与会馆建筑多达49处，其中县城内外便占据了29处。在江津县城内，移民会馆林立，有禹王宫（亦称湖广会馆）、文昌宫、万寿宫、南华宫（广东会馆）、三元宫（陕西会馆）、天上宫（福建会馆）以及列圣宫（浙江会馆）等七大会馆，城东门外的清源宫（川主庙）则为本地会馆，它们不仅是移民和本土乡民聚会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多元性的生动体现。城内的祠庙同样种类繁多，包括火神庙、詹天庙、观音堂、龙王庙、草堂庙、罗祖庙、张爷庙、太子寺、十王庙、王爷庙、大土地庙以及药王庙等十二处。主要为传统的“七十二行”的行业祠庙。城外有圣母庙、地母庙、广圣寺、财神庙、东岳庙、广发宫、古塔寺以及石佛寺等庙宇。其中，距离城池较近的寺庙多为祭拜乡土神灵的地方祠庙，承载着当地民众的乡土情感；而远离城池的古塔寺与石佛寺，则是僧侣聚居、法脉相承的正规佛教寺院。作为城市社区基础的市场与居住建筑布局，至清代，江津等巴渝城市摒弃前朝后市观念，改为遵循“山主人丁水主财”理念。当时人们认为水是财源，商业活动应依水而设以聚财，所以商铺和集市多布局在河畔码头、水口等聚水、接水处。江津清代商业街道以直通泰通门码头的大小十字街为核心，这两条南北走向街道汇聚大量商铺，是当时江津商业中心。后来，周边麻纱市街、斑竹巷、老米市街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销售街市。 民国时期，张清平驻防江津期间，对江津的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宽改造，将街面宽度由3～4米扩展至7～8米。同时，他以大小十字街为中心，将东西走向的江津主街铺面改造为西式风格，使得江津的城市风貌逐渐接近于当时的汉口和重庆主城。光绪《江津县乡土志》中记载的江津县城主要手工业，包括了衣帽制作、铁锅打造、银器和铁器制作等，这些手工业主要分布在县城的东面。这种布局与现代城市将工业区规划于城市下风、下水区域的思路不谋而合。至于居民住宅，则根据其经济实力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住宅为高门大姓的豪宅大院，它们占据了江津县城内地势高爽、风水极佳的区域，有的甚至占据整个街区。据调查，清末民初江津县城内已知的大户人家就有17户，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卞家、曹家、邓家、江家等。中等住宅为沿街商铺与住房结合式的民居，这些家庭拥有一定的资产，其住宅既具备生活功能，又兼顾生产功能，主要位于次要街道的两侧。而下等住宅则主要位于城市中的狭窄深巷和低洼地带，以及沿江城墙内外的狭窄地形处。为了节约用地，这些住宅多采用吊脚楼的形式，形成了重庆地区江面特有的吊脚楼城市景观。清代李元撰写的《蜀水经》中，对江津县城的描绘运用了“万屋鳞列”一词，形象地勾勒出江津错落有致、房屋密布的城市景观。也由此可见，当时的江津县城已超越了川渝地区普通县城的规模范畴，呈现出极为繁荣兴盛之态。

▲江津清代县城平面布局图

▲江津寺庙建筑分布图

▲江津会馆建筑分布图（作者 张亮  江津区博物馆文博研究员，从事文博管理、考古及近现代建筑修缮等研究工作）

编辑：何正静
主编：李   博
终审：庞国翔


来源：江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