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境内的渝黔古道漫谈

江小仙

            （江津渝黔古道线路图）《重庆府志》和旧《江津县志》上记载的“渝黔古驿道”起始点为重庆的海棠溪码头，经黄葛古道、黄桷垭、老厂、泉山垭、三百梯、鹿角、界石、公平场、龙岗、分水岭、綦江、东溪进入黔北境内，再沿桐梓、娄山关、遵义，直至贵阳，总里程有400多公里。而古代陆路交通量小成本较高，历来大宗货物运输主要依靠水运，渝黔古道除了陆路驿道外，尚有一条依靠水道资源的交通体系，这就是著名的綦岸盐道。这条盐道自自贡出发，沿长江而下，自江津江口进入綦河到达贵州松坎一带转陆路至遵义。我们研究发现，渝黔物资交流，除依托綦河向黔北等地区运销川盐外，其它物资如牛、木材、桐油、棕片、猪鬃、矿石等，主要通过江津南部山区来承运。因此，本次研究，我们重点以江津南部渝黔古道线路为重点，除了这条线路的重要性外，还因这条线路一是涵盖江津大部份镇街；二是古道资源相对集中，保护和利用的压力更为迫切。（一）渝黔古道产生历史背景江津位于川江航道之上，自古水驿码头众多，水陆交通发达，隋代即得名江津。文献记载江津宋代的境内就设有僰溪水驿（现几江办事处）→石羊水驿（现油溪镇）→石门水驿（现石门镇）→汉东水驿（现永川朱沱镇）4大水驿。记载的长江沿途码头有朱杨码头、河口码头、石门码头、白沙正码头、金刚沱码头、江天(油溪)码头、龙门滩码头、五举沱码头、米邦沱码头、贾坝沱码头、江口（顺江）码头、猫儿沱码头。境内支流航道有綦江、笋溪河。其中綦河是渝西地区唯一能直达贵州的水运航道。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古代江津不仅是渝西地区重要的农业大县，物资流通也极为发达，是古代四川较为著名的江城码头之一。汉代，根据《史记》记载的“杞酱间入夜郎”史实，蜀枸酱通过夜郎流通远达南越，证实巴蜀此时就与黔地有民间商贸往来。明清以后，中央政权对云贵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得成功，四川和贵州的物资流通也随之得到了加强，逐渐频繁密切。江津地接黔北习水县，相邻交接地区地型平坝、水系较多，适宜居住生活，而习水自古与川渝联系极为紧密，与江津的民俗、乡音基本一致，两地社会相互融入的时间较早，江津地区自然成为古代黔北与川渝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基地。明代播州杨应龙造反攻掳江津事件，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江津对于黔北的重要性。贵州不产盐，历来均由外省输入，其中绝大多数食盐自四川自流井和五通桥运入，因此，古代贵州一直以来食盐极为缺乏，故有“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的说法。明代以前，由于黔北人口较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其盐供应完全依靠商贾的贩运，由于运输艰难和商人盘剥等原因，盐价非常昂贵。明洪武6年（公元1373年），明廷开始招募商人批准以粮易盐的方式供应播州的军食，明隆庆6年（公元1573年）允许商人用银钱向盐运司购买食盐进行运销，这种商买商运的形式，致使贵州食盐长期供需失调，价格波动巨大。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清廷开始治理贵州盐政，设置仁、綦、涪、永四大口岸，划定各自口岸销区，由承包商人在规定区域内分销食盐，使贵州食盐难问题有了一定的缓解。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政治不修、官场腐败、川盐入黔的运销制度被废弛，食盐运销一片混乱，各岸盐商与官府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再度将贵州盐政推入“民有断食之苦、官有淡食之虞”（四川总督丁宝桢廷奏所写）的境地。而此时，也恰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造成两湖地区盐业供应断绝，清廷开始施行“川盐济楚”政策，将大量自贡井盐通过长江航道向楚地运销。晚清“中兴名臣”丁宝桢（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就任四川总督后，向朝廷奏请开始改革川盐入黔弊政。在原仁、綦、涪、永四岸的基础上，借此时“川盐济楚”运销航道的繁荣，丁宝桢采取“官运商盐、分岸定量、分岸定销”的原则实施盐政改革，川盐入黔自此得以巨大的发展，由此推动了相关的交通、城镇发展，使物资交易更为频繁和丰富，相关的渝、川、黔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在“川盐济楚”政策施行之初，以邓石泉为首的江津商帮即取得了清朝廷的许可资格，是承揽自流井-重庆-湖北盐业运销的重要商帮。江津商帮对于自贡盐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抗战后第二次“川盐济楚”后，江津商帮一跃成为自贡盐业运销的话事人，不仅控制了自贡盐业外运的主要航道，还逐步控制了自贡大量的生产盐井。因此，江津白沙和几江街道作为江津商帮的祖地和“川盐入黔”、“川盐济楚”线路的重要节点江城，成为普通人在官盐许可售卖以外获得川盐的重要渠道。本课题组调查得知，过去大量黔北山民用耕牛、山货在江津李市、白沙、几江交易后，在白沙和几江码头等候上游运盐船队靠岸，换取“压舱”之用的大块粗盐后，以肩背挑扛的方式运回贵州售卖。历史资料有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多次对白沙私盐贩卖进行治理的记载。可见，南部山区这条道路其实是在綦岸官盐贩运基础上衍生的民间盐道，是黔北地区在官销盐道以外获取盐业资源的重要渠道。据调查，这条道路的物资交易十分繁荣，其中仅供自流井作为采卤动力的牛的交易数量每年就有一至两千头以上（诸子言遗稿.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厂的经营活动.自贡文史资料选辑 ），至今，白沙古镇尚有当时贵州人来此经商设置的专用市场遗址。（二）江津渝黔古道线路《江津县志》载：江津“际水陆之衢，钮黔播之会，洵川东之雄，旧云奇峰秀嶺，挺华盖之山，地轴天关，锁锦江之水，界泸渝之间，会水路之冲，全蜀要地也”。形容江津水陆要道四通八达，地理和古播州交汇，是川东之雄地，守护着长江，扼守着泸渝边界，故而，为交通要道，是整个蜀地的关键。查阅有关江津古代交通的研究成果，古籍和江津县志详细记录了境内重要的水驿、渡口、桥梁情况，对陆路道路系统记录较少，这与江津古代交通以水陆转运，水运为主为特点，陆路通道重要性不及水路通道有关。也和江津陆路通道皆为民间道路，加之江津古代场镇道路通达周边，路线错综复杂，不易记录和统计有关。民国后江津编辑的交通志按照商贸物资交易的影响度对江津陆路交通进行了归纳，认为旧时县境从白沙和江津出发内主要有津东、津黔、津合、津水、律壁、津巴六条主干古道。从民国十三年（1924）版《江津县志》所载十二区区划图中可以看到，津黔古道跨越江津半壁县境，全长240里，沿途场镇都有便捷的交通线路，而且山区内部也是道路网络密布，还通过大小主、支路与贵州北部相连。课题组调查认为，江津入黔古道有2种交通方式，一是从江津和白沙出发，通过綦河、笋溪河水陆交替运输进入贵州；二是从江津和白沙出发，以陆路交通从柏林、四面山翻越高山进入贵州。1.水路交通路线（1）綦河：水路从长江口顺江码头开始，经文家码头→仁沱码头→羊满咀码头→马石沱码头→真武码头→庙溪码头→青泊码头→观音店码头→墨斗沱码头→西湖码头→贾嗣码头→金玉峡码头→广兴码头，上接綦江北渡。陆路从江津几江街道或白沙出发，至綦江县城郊北渡止。大致途经慈云、先锋、金紫场(现金泉公社)、贾嗣场、五岔、广兴场,进入綦江县境北渡。（2）笋溪河：该路线通过中山古镇穿越南部山区腹地后进入贵州境内，其中，洗鱼口为出津隘口，中山为该航道的中转口岸。水运在此转运陆路，通过陆路古道上接太和场→水口寺→飞龙庙→洗鱼口→三岔河（贵州）→凉村（贵州），下由水路经月沱→嘉平→两岔→沙埂→夹滩场→于羊满咀入綦河，也可陆路经蔡家场→李市场→江津（白沙）。民国版《江津县志》载：“洗鱼口，县南290里倚山有隘门一道，对山有炮台一座，界连贵州仁怀红圈子”。这条路线也是江津现存入黔古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条，2019年，以飞龙庙—贵州三岔河段、水口寺—太和段为基础，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陆路交通路线江津入黔的陆路交通路线非常复杂，支路繁多，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路线随着商贸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白沙出发就有多条。主要有1.白沙→李市→嘉平→大垭→綦江→贵卅；2.白沙→李市→蔡家→清溪→贵卅；3白沙→李市→蔡家→东胜→贵卅；4.白沙→李市→蔡家→四屏→贵卅；5.白沙→永兴→毗罗→中山→贵州等等。（2）县城城关镇出发，县城南安门→武城山→柳林坝→猪拱桥→五里坡→流水岩→杨家店→夹滩场→李市场→黄桷(栈房)→苦木(孔目)桥→甘家店→观音堂(栈房)→龙吟场→棕粑桥→毛柳沟→蔡家场→悦来场→太平埂场(现清溪公社)→柏林场→金场→东胜，由东胜进入贵州省习水县寨坝镇两路口。江津乡土志. 卷四“道路”记载“各支路会分左至东胜场十五里，又二里许至两路口交仁怀界，由此至仁怀县城180 里，此津境南达贵州仁怀县之大道也”。因此，这条路线为江津南部地区川黔之间往来的大路，根据2014年区文物部门南部山区调查，这条路线除在江津的东胜进入贵州外，在如今江津的四屏镇区域，其实又分了3条支路进入贵州，支路一：四屏镇→洪海→飞角子（今贵州飞鸽）→大坡。支路二：四屏镇→独石溪→寨坝。支路三：四屏镇→灵仙河→寨坝。3.延伸路线川盐入黔，四大盐岸的仁岸盐道以合江为起点，江津与合江之间其实尚有一条连接道路，这就是从江口出发，经狮头河码头→窄口码头→肖家湾码头→塘河码头→犁浮子码头→马庙码头→两河码头→福宝等地的水运路线。经调查，民国时期，河口码头的船只一般为15吨左右的三板船，主要运输货物有盐巴、糖、粮食、肥猪、泡菜。下水货物在白沙装大船后到重庆，上水货物在白沙换小船后经河口进入塘河到合江福宝。民国时期，到合江的货物以粮食居多，合江过来的物资以生猪为主，盐巴和其它货物也有运输。因此，这条航路主要对象是连接合江南部地区，间而连接黔北习水等地，与江津南部山区渝黔古道通过习水县相连，从而使江津入黔古道与仁岸入黔道路互通，构成古代川渝黔环线交通网络。（三）江津渝黔古道清至民国时期的商品贸易随着政治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江津作为长江上游航运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贵州联系更为频繁和紧密，逐步成为川黔交通的要冲。特别是重庆开埠以后，黔北地区的物资通过江津长江口岸开展对外贸易，逐步被纳入到了世界市场中，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结合文献资料和口述史调查，我们将江津渝黔古道的经济贸易分为三种类型：输出型贸易、输入型贸易、过境型贸易。1.输出型贸易以山货为主，其次为手工业产品。这些商品除少部分供应本地居民使用外，多数销往外地及国外。下面对几种重要的输出型商品进行介绍。棕片：南部山区是棕片的重要产区，民国时期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记有：“四川各地皆产棕榈，但以重庆、泸县、合江、江津等处为著，尤以江津属之四面、双凤、蔡家、龙吟、毗罗、梁董庙桥出产特盛”。所产棕片除少部分供销本地外，多数输往江津白沙镇。白沙是当时重庆地区的棕产品加工地和贸易集散地，主要产品有棕片以及由棕片加工成的棕丝、棕绳等，这些棕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在重庆开埠以后，更大量销往国外，其中以日本为主要销场。江津本地的民族企业家韩凌云先后创办联运棕行、华联棕行，并设立棕丝厂，所产“双喜牌”棕丝畅销海内外，其棕片原料就主要来源于南部山区的柏林、双凤、蔡家、龙吟、紫云、复兴、常乐、三合等地以及贵州的仁怀、习水、赤水、温水、寨坝桐油：民国时期，江津桐油业比较兴旺。桐油多产于渝黔交界的南部山区，如柏林、龙吟、蔡家、双凤、永兴等地，而临近的贵州良村、温水、大坡、寨坝等地也有较多的土榨桐油。江津白沙镇是当时四川较大的桐油集散市场，汇聚长江上游叙、泸、合及江津、綦江、贵州等地的桐油。南部山区的桐油则多以人力贩运至白沙销售，白沙所收购的桐油又直运往重庆，由重庆转运出口到英、美、日本等国。猪鬃：江津在民国时期设立有猪鬃厂，对本地的猪鬃进行收购和加工。1920年，江津成立顺记鸿森猪鬃洗刷加工厂，1937年，白沙的韩凌云等开办远大包毛厂，两厂均对生猪鬃直接洗刷加工，年产三万余公斤。南部山区出产有较多的猪鬃，如双凤、柏林、东胜等地，多数贩运至白沙销售，在猪鬃厂内加工处理后，由重庆畜产公司验收，并用“虎牌”商标转运上海，主销英美等国。木材：南部山区分布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是我国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之一，区内林木资源丰富，种类众多，其中乔木类树种主要有松树、柏树、杉树、栎树、樟树、楠木等，为制造建筑构件、家具、船只等的优良木料。清末至民国时期，木商多在南部山区贩运木材，运至傅家场，捆扎成筏，待笋溪河涨水，放至仁沱、江口等场售卖。鸦片：在清末，江津产出有较多的鸦片，《江津乡土志》记载：“一曰鸦片烟，江津出产，除出境外本境销行每岁计千余担”[7]，除了供应本地外，还运销重庆、两湖、广东等地，“一曰鸦片烟，运出本境由水道在重庆府、两湖、广东，陆路在贵州等处销行每岁计五六千担”。根据口述史调查，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南部山区的双凤、柏林、东胜等场镇都有罂粟种植，所产鸦片除部分供应本地烟馆外，还运销外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食药类商品输出，诸如山区所产木耳、菌类、药材等。另外，通过口述史还了解到四面山还兴办有一些小型纸作坊、靛青作坊、山碱作坊、制炭作坊等，所产商品多数供应本地，少部分运销外地。2.输入型贸易输入型贸易中以本地所不产或供应不足的生活必需品为主，另外还有较多的矿产资源、外来洋货等运销南部山区。下面对几种重要的输入型商品进行介绍。盐：清光绪年间，官运盐局、江津盐岸总店均设于白沙，来自富顺自流井的盐经泸州转运至白沙，行销江津各地。南部山区所需食盐多从白沙由人力经陆路运至南部山区。由于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巨大，因此盐运也成为南部山区的交通路线上最为繁忙的产业。而贵州北部温水、寨坝等地所需食盐，除了少量经由南部山区运销而来，多由仁岸的土城或綦岸的赶水运输而来。布匹：民国时期，南部山区的布匹多由璧山或重庆贩运而来，根据口述史调查，从璧山而来的布匹居多。民国版《江津县志》记载：“布商县城及乡场各店多营布业，惟邑人织布尚不敷本地之用，宽布、花纹斜纹、电光等布，强半自渝购运而来，粗细纱布间仰给于璧山，城北中渡有堆布店，即璧山商人运往永宁、毕节、叙府之布，由斯经过者也”。铁矿：在清光绪年间，南部山区的龙洞、飞龙庙两地有冶铁作坊，其所需铁矿均从贵州、綦江等地运输而来，并用本地所产的白炭冶炼铁矿，所炼制的生铁供本地铸造锅具之用。《江津乡土志》载：“铁均由綦江东溪、贵州仁怀等处水路运来，惟龙洞、飞龙庙二家所用白炭产于本地，其铁仍由仁怀陆路运来至飞龙庙高炉一家，炭仍用本地出产，矿石系在仁怀境内挖洞采取，陆路运出。所成之铁专供本地铸锅造器之用。另外，民国二十五年（1936）前后，东胜场灵仙河兴办津南冶铁厂，从綦江县土台购铁矿石由陆路运至灵仙河，冶炼成生铁后，运至紫云场中咀铸造饭锅。

（清代江津十二都地图）洋货：清晚期以后，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也开始销售于南部山区，诸如纺织品、钟表、玩具等，多由长江中下游的上海等地进口，顺长江水道运至江津，行销江津各地。《江津县乡土志》载：“一曰洋货，大呢、洋布、洋鞋、羽毛、羽茧、縪绒、毡绒以及钟表、各种玩器均来自外洋，上海吴淞进口，由长江运入，销行处所三里皆有，惟县城较多，每岁值银四五万两”。3.过境型贸易过境型贸易主要以来自贵州北部的农产品、畜产品、山货等为主，多数经由南部山区销往他处，其中规模较大的商贸活动当属牛的交易。这里谈过境牛。贵州的耕牛在清代被大量贩卖至四川。江津李市场是当时川黔两省的牛交易市场，根据口述史的调查可知来自贵州的部分黄牛、水牛，就经由南部山区的川黔道路运至李市，之后又被来自川东、川中、川西各地的商贩买走，特别是自流井等地盐场需要大量的水牛来用作采卤动力，其所用数量非常大，李市的牛就有相当一部分被贩运至各大盐场，牛也成为江津地区渝黔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作者张亮  江津区博物馆研究员）
编辑：何正静主编：李  博终审：庞国翔
来源：江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