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江津地区内的族源演变

江依依

▲僰溪水系示意图重庆渝西地区是重庆直辖前的“江八县”区域。其中江津县是该区域最早的历史发展源头之一，江津先秦时期的民族演变与渝西綦江、璧山、永川等县的民族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乾隆版《江津县志》有载：“江津地处蜀东，乃古巴国故地。”因此，我们常常以巴人后裔自居。然而，“巴人”与“巴文化”的概念不应局限于单一民族范畴内来理解。实际上，巴文化是一个兼具复合性与共生性的地域文化概念，融合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的精髓。追溯历史，巴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汉水或清江流域迁徙至四川盆地东部，并在此地逐渐崛起，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随着巴人的迁入，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在这一区域开始交汇融合，多元共生，共同孕育出新的巴文化。故而巴国统治江津地域之前，生活于此的土著居民应为巴蜀土著，与早期的巴人并非同源同族。一、本土土著自古以来，巴蜀地区的族属问题便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历史文献对其记载亦模糊不清，存在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等多种族属观点。巴蜀地区长期处于民族交往与迁徙状态，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文化与民族源流展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故而，李白在《蜀道难》中感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渝西地区作为巴地通往蜀国的重要通道，巴人迁徙至此是在较晚的历史时期。在巴人迁入四川川东地区之前，这里的古老居民当属濮人。濮人，与氐羌、百越、三苗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族群，然而，唯独濮人历经岁月变迁，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濮人的起源，有说法认为其源自东南、滇地或汉江平原等地，但普遍共识巴濮族群是通过长江等水路迁移到巴蜀地区后逐渐形成的。濮人支系繁多，亦称百濮，现今西南地区的部分汉族及彝族、哈尼族、白族、土家族、布朗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氐族、羌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均与古代濮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提到，濮人位于楚国的西南部，即现今重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云南等地。而根据零散的史料记载，濮人以夜郎和滇为主要聚居地，但在四川也有广泛分布。至于重庆地区的濮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秦时期的渝西地区生活着濮、賨、苴、獽、夷、蜒等诸多族群，均为濮越系统民族。其中，渝水（嘉陵江）两岸的賨、苴族群，以及长江沿岸的獽、夷族群为当地土著，而蜒族群则是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一支。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渝西濮人遗迹颇为丰富。《舆地纪胜》卷一九五引《益部耆旧传》记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此处的濮江即合川垫江，因此合川、铜梁一带是濮人分布的核心区域，直至今日，合川仍留存有濮王坟、濮湖、濮岩、蒲（音同濮）溪等地名。此外，重庆南部綦江横山乡崖墓中多人携手共舞的画像，也证实为濮越民族的集体舞蹈；綦河有一条支流名为蒲河，蒲河实则就是濮河。巴国进入重庆地区建立巴国后，巴族统治了该地域的濮、賨、苴、共、奴、獽、夷、蜑等民族。在巴人迁徙至江津地区之前，江津本地土著居民应以濮人为主，或许有獽、夷等土著族群。巴国当时最大的两个部落为“廪君族”和“板楯族”。巴国内的廪君族崇拜白虎，主要生活在长江主干道，并拥有五大姓（巴、樊、瞫、相、郑）；而板楯蛮族则以射杀白虎为业，主要生活在嘉陵江及其支流渠江流域，并拥有七大姓（罗、朴、杜、鄂、度、夕、龚）。江津所在的渝西地区并不属于巴国“廪君族”和“板楯族”这两大部落的生活区域。二、僰人之谜僰人，作为濮人的一支，其历史记载可追溯至《元和郡县图志》“戎州，乃禹贡梁州之地，古称僰国。”《通典·州郡六》亦有记载：“戎州，即昔日僰侯国”僰人建国时间甚早，其疆域大致涵盖宜宾及云南东北部分区域，与巴蜀二国相邻。秦灭巴蜀后，设立巴、蜀、汉中三郡，推行郡县制，原僰国地域被划归蜀郡，并设立僰道县，因此，普遍认为僰人主要聚居在江津以西的川南地区。江津顺江场的綦河口，亦名僰溪口，綦江亦被赋予僰溪之别称。江津地域的僰人问题一直为历史之谜。近年来，对江津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特别是西湖荔枝下坝遗址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该地域的文化特征。该遗址采集的标本包括夹砂黑陶片、泥质红陶和灰陶，器表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型多样，如花边圜底罐、尖底盏、网坠等，与峡江地区春秋晚期的陶器风格相吻合。说明该区域在春秋晚期主要受到来自东面的巴文化影响。僰人的文化标志主要为悬棺遗址，但“僰道之僰人，并无此习俗，僰人与都掌僚人非同一族群，将悬棺与僰人直接关联是不准确的”。在江津地区，尚未发现悬棺墓葬的存在。因此，依据当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结合目前可查阅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江津僰溪的得名应在秦代之后，此地的僰人实则为濮人。先秦时期，中原华夏诸族把西南诸族统称为“僰”人。“僰”与“濮”读音一致，故而，僰族实际上就是濮族，僰人属于古代百濮民族之一，同属濮越系民族。唐代《十道记》记载：“自江津路南循僰溪，水路二百二十里至南平州。”顺着僰溪逆流而上，经綦江能够进入黔北。当前，在綦江境内发现了多处僚人遗迹，此地的僚人在族系上和江津的这支濮人、僰人以及贵州牂牁郡的濮人同属一族，彼此关联。江津僰溪流域的僰人到底是沿着綦河逐步迁徙至渝黔交界地带，还是融入了当地土著社会，还有待更深入的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来一一揭晓。三、民族融合巴国，是一个以姬姓巴王族为核心，同时囊括了其版图内其他族群的国家，其历史发展中，曾先后以陕东南和川东鄂西为政治与经济中心。巴人这一称谓，则广泛涵盖了所有生活在巴国及巴地范围内的人群，以及那些从巴地迁徙至他乡的巴人后裔。目前关于巴人迁徙路线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巴人最初活跃于今鄂西、渝东的清江流域，其迁徙轨迹大致为清江流域经湖北西部、重庆东部，再至汉水流域，最后抵达四川东部及重庆地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巴人早期活动于汉水上游，甚至远达甘肃天水附近，随后逐渐向南迁徙，其中一支最终定居于清江流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江津所处地域都处在巴人迁移历程的较晚阶段。长江航道与荆楚地区的紧密联系，使得早期的濮人及稍后的巴人得以逐步进入巴地，并在此地与各民族逐渐融合。在多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融下，独具川东特色的巴文化逐渐形成。以江津而言，其所在的渝西地区地貌特征为山谷相间，居民聚居点往往分布于河谷间的阶地或台地上。这些阶地与台地面积相对狭小，且彼此相隔较远，直至今日，分散型小聚落的生活方式仍是该地区乡土民居的鲜明特色。因此，包括江津在内的渝西长江沿岸地区此时生活着众多的小型濮人部落，在巴国定都江州（重庆）以后，随着巴国的统治力量增强，这些部落被巴族吞并，其原有土著族群也被逐渐融合。相比之下，地处较为偏远的渝黔交界地区的族群则得以保留其特质文化，逐步分化为不同的民族集团，这为后世渝东南地区的南平僚以及黔北少数民族问题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作者简介：张亮，重庆江津人，江津区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文博管理、考古及近现代建筑修缮等研究工作）编辑: 何正静主编：李  博终审：庞国翔


来源：江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