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水利简史（二）

江依依

江津水利简史

（江河航道，治滩水运史）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脉连着文脉，文脉系着国脉，国脉载着民生。从远古女娲补天的传说到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从战国都江堰的建造到隋朝大运河开通，从当代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都说明了水运即国运，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三峡库尾之江津，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以斯地在江之津”名为“江津”，县名距今近1500年历史。
旧石器时代，今江津地区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璞僰巴人先后渔猎于此，孕育出神秘的巴僰文化。文献记载唐朝开始在江津地域置汉东、石羊、僰溪等水驿，服务长江航运，并沿綦笋二河传播文明于滇黔，使津邑成为巴与蜀、中原与西南、汉民族与西南民族文化融合之要地。
境内江河纵横，支流遍布，纳大小溪河209条，其中长江黄金水道127千米东西横贯全境，丰富的过境水资源，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优越的水源支撑。
江津文化位置优越，处巴蜀文化之交，上承蜀道休闲文化，下接巴渝铁血文化，兼得巴刚蜀柔之利，其水利文化在重庆独具个性。
本文分三大类别简述：一是农耕脉络，河堰灌溉史；二是江河航道，治滩水运史；三是清洁能源，发电供水史。分别从农田水利、江河水运、发电供水三个方面逐一叙说。让我们沿历史河道，乘时间飞船，快速浏览江津水利简史。

江河航道，治滩水运史

江津辖区内河流纵横，需要整治险滩，疏浚河道，完善安全措施，保障航运。据《江津县志》（乾隆版）记，龙门滩古有大石梁直抵江心，上游水直泻石梁，形成险滩。蜀王令工将此石梁凿成分水槽口，以利运输。因槽口似门，故人称石梁为龙门。这是县境内整治滩险的最早记载。
乾隆版《江津县志·艺文》还记载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朝廷常平使者“广汉杨公”“出金捐粟”整治长江“峡首”糯米堆（今官溪下游约500米的“温中坝”），时恭州江津史坝镇酒税监王敦夫为此撰写《修大小糯米堆记》。
明弘治（1488—1505年）年间，游僧广惠化缘集资，凿除黄石龙险滩之龙尾。清代时，知县邓梦琴、邓瑛、徐鼎曾先后对石牛栏、大矶垴、令牌石险滩进行整治。1951年后，地方政府着手整治苦竹碛、燕子碛、观音峡等航漕，并炸礁打滩24处，同时对綦江、笋溪河、塘河内的险滩开展治理。



长江上游江津糯米堆位置图

航运方面，《华阳国志》载：“周赧王七年（公元前276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是实记川江航运的最早文字。如此大规模后勤保障，水运必经南北两线，北线为涪江连嘉陵江汇入长江，南线为岷江汇入长江，南线必经江津，长江的水运功能已经开启。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沿长江西进攻打四川，舰船阻于重庆铜锣峡。他分兵从陆路奔驰200余里，夺取江津县城，云集战船，顺水东下，攻占重庆。
长江二级支流笋河虽有礁石险阻，但在南宋时已有行船。中山古镇清溪龙洞石壁存刻的文字，记述了南宋绍兴辛未年（1151年），李元龙父子在清溪划船游玩的事。
《江津县志》记载：明末崇祯丙申年（1656年），江津五岔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程源从贵州仁怀县运其母灵柩回乡，船在三合时遇水枯，水浅舟胶，船不能行，程源一行人非常焦急。此时，幸好上游大雨，山水流至，他们乘水势行船，两昼夜便到了江津羊满咀。可见笋河行船受水量影响较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津乡土志》记载，笋河可以行5吨船到三合，这是笋河行船吨位的最早记述。
为高效利用长江水道，地方政府专设水驿站。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为供官员往来与传递文书，在县境内设僰溪、石羊、石门、汉东四大水驿站，各有船6只，水手78人。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4月，复设水驿站，有船3只，驾长6人，夫18人。驾长每年饷银28两，夫每年18两，至雍正五年（1727年）撤销。
木船靠人力，速度慢，重庆至江津72公里水路，空船上水需三天，重载上水需四天。1898年，英国人立德乐的“利川”号轮船成功航行川江，开创了历史先河。1912年至1930年前后，江津人开始自己经营现代轮运服务，但命运不长。1936年3月，江津县成立民船造船业工会，有会员132人。



光绪1906年统计江津县水运出境运量，表中可见江津酒的运量达到170万斤左右


新中国初期，广大船工船民纷纷组织成立合作社。1957年8月，县搬运公司城关站驳渡队在中渡街河坝建造“津搬3号”渡轮，安装上海柴油机厂制造的4110型40马力自带牙箱的柴油机双机，驾机指挥用上了“车钟”。这是江津县第一艘较有规格的用作渡运的轮船。这种木壳火轮，冒着黑烟，往来于长江两岸。到了60年代，烧煤的过江火轮改为烧油的铁壳拖轮，拖轮两边挂着驳船，用于客货运输。1966年7月3日成立江津拖轮队，至1971年江津六个航运站逐步实现拖带化，分别是珞璜站、朱杨站、白沙站、城关（几江）站、笋河站、轮驳站。



1983年江津县属航运系统机动船统计表，对六个航运站船号、马力进行统计

江津有一种船运，叫“揽载”。“民国”时期各区、乡、镇，每逢场期装运旅客和货物去赶场的船。揽即总揽，招揽之意。凡人们赶场所带的物资、牲畜、家禽、粮食、蔬菜、农副产品等统统装运。据1954年11月江津县短航管理所统计，全县有揽载130只711吨。
“揽载”在“民国”时期形成帮会，并有帮规。如津渝揽载帮。1931年5月15日，订帮规11条：1.帮船30只为限；2.入帮具保；3.保人必有商号；4.乘客一人收费4角；5.开船须报城防检查；6.禁止小船递漂；7.旧历大年、端午、中秋支钱一百元与水上小甲和打更匠；8.挨轮派载，兵差亦同；9.帮外船参运应有保人；10.帮规由县商会批准，县府出文施行；11.未尽事宜，众议呈报备案。有时帮规还须经县知事（县长）亲自批示。如1922年3月26日，县知事余涂华批示：“维船业适行，必须扫除积弊，扫除积弊必先整顿帮规”。又如1929年7月2日，县知事幸甫卿批示：“此次整顿帮规实为保障行人，预防危险起见，以除恶习，以利行人”。



20世纪逢场赶白沙的农村揽载所在地、船户姓名表，计有10大处所



珞璜揽载即将停靠几江码头。此揽载停宿油溪，早上开出，中午到达珞璜后立即返回，当天往返



1981年珞璜到江津上水和下水揽载票价
江津还有一种古老的运输形式——放筏。据《江津县志》（乾隆版）记载，清代刑部尚书王士祯《江津晚泊寄怀李绥阳公凯》一诗中有“乘槎曾共访君平”的诗句。明代任宁州刺史的江津县人曹帮化《题几水莲花石》中有“引得游人日泛槎”。诗中的“槎”就是木筏。古人用木筏作渡运工具，集运竹木也采取这种运输方式，简称放筏。江津县盛产竹木，长江、綦河、笋河、塘河便是漂运和集运竹、木的航道。1952年，江津县搬运公司白沙站成立了“川江木材放筏组”，1981年更名为“江津县扎筏运输队”。1957年，江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笋河放筏组。



1983年重庆市内竹木筏收费表规定：对自运竹、木筏，由放水工人送筏，每立方米1000公里为1.00元，途中停驶超过规定按看筏计费，每个工每昼夜收费4元；拖上水加运价50%，转江上水另加50%起运费

在航运安全保障方面，有救生船、纤道、航标等设施。朝廷早于清代便在长江险滩区部署救生船。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奉文在黄石龙、蜂窝子等险滩设置救生船2艘，每船配水手2名、桡夫4名。
新中国成立后，航运领导机关为指挥船只安全过滩，在易失事险滩设指挥站和滩师，对河床浅，乱石多，行船困难的滩碛进行疏浚，并对猫儿峡、黄草坪、白沙等纤道进行修理。1955年开始利用炸药打滩截槽、新修河道，使航道省力省时，安全便捷。
航标方面，清道光元年（1821年），文生郑飏捐资在滩石上树立铁桅为航标，后更换为木桅（现存枪洞遗迹）。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江津段的航标系统逐步现代化。1956年，长江段设置楠竹油灯浮标；1976年，全部改用小浮船空气电池灯航标。经过发光二极管（LED）光源航标灯和集成光源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后，2010年基本实现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使用，未来将实现多功能航标打造长江智慧航道。



上图为多功能智慧航标灯，下图为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



1938年至1943年，綦河浅滩工程队以“疏浚河道为主，建丁顺坝为辅”对綦河进行整治，表格是对8处浅滩建档水堤、开挖临时航道、河槽、堵支坝、建丁坝、拉沙坝、炸礁、清理乱石等工程的统计


为方便江河两岸人员交通往来，还设有义渡，如游溪渡、白沙渡等。据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全县共有渡口25个，嘉庆九年（1804年）增至43个，光绪元年（1875年）进一步增至56个，1949年已达114个，形成密集的渡江交通网络。


乾隆版《江津县志》记载的部分义渡名称及相关情况

为消除天堑之隔，各地陆续架设桥梁。清代知县李嘉佑曾记载，乡人戴登霄捐金在真武场倒流溪修砌“济美桥”。据“民国”版《江津县志·津梁》记载，县境内著名桥梁22座。1944年綦江铁路建成，在县境内修建了贾嗣、青泊、真武、顺江、三溪子5座大桥。1973年通车的游渡河桥是四川公路特大桥梁之一，1977年通车的仁沱桥是国内第一座预应力拱桁桥。改革开放后，江津长江大桥建设进入高峰，不仅建成了首座中外合资长江大桥，还形成了覆盖公路、铁路、公轨两用多元类型的江津长江大桥体系，未来江津将形成“14桥贯通长江”的密集路网，全面支撑重庆西南部开放发展。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至1985年，江津县境内长江、长江两岸溪渡、塘河、笋溪河、綦江、渠塘水库等渡口分布表

随着江津长江大桥体系的建成和铁路、公路网络的完善，轮运服务需求逐渐减少。轮运服务开始转型，江津立足综合保税区、珞璜铁路综合物流枢纽、珞璜长江枢纽港等，开启了“水公铁”多式联运的“枢纽经济”新时代，传统的轮运服务融入多式联运体系中，实现了转型发展。

作者简介：

谭蘅君，重庆江津人，编著、主编、策划各类图书杂志近200种，其中《新文化作文丛书》成为全国部分名校作文专用教材。编著的《文化底蕴》曾列中华图书网畅销书榜首，汉江论坛曾推选为“十大好书”之一，出版专著《文化教学概论》，主编《中等师范教育百年历程》。王宗麟，重庆市江津区水利局调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楹联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水文化研究。 谭云籍，重庆江津人，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研究生，就职于成都环投集团，参与文化作文图书和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教材编写，获得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喜欢文化写作，爱好计算机编程设计等。

来源：文、图 /谭蘅君、王宗麟、谭云籍
编辑：小草、风信子、栾树、千鸟、熵/水· Maker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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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渝水利与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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